韦德19461188美国海军首次战略选择的主要特点,美

作者:韦德19461188

从1775年到1815年的40年期间,美国围绕着要不要海军和发展什么样的海军等战略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和战略选择,经过曲折的发展,最终才确立了常备海军的地位。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美国海军的首次战略选择表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1785年,美国海军的夭折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和危机,客观上促动美国上层思考海军重建问题。但是围绕着是否重建海军,海军要不要常备化问题,美国决策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益凸显为两党的政治斗争。

美国海军在2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历经了4次重大的战略选择,完成了不同时期国家转折过程中的海军战略转变。这些战略选择,基本确定了美国海军发展的大势和走向,在美国海军发展进程中居于突出地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战略选择的模式具有大陆性海军战略选择的共性

1775年到1815年,这一时期美国海军的大陆性色彩非常浓厚,可以说是典型的大陆性海军。从地缘上来看,当时美国只有沿海13个州,既面向大洋,又背依大陆,这就客观地要求美国在发展上必须注重两个战略方向。从国家安全环境来看,当时美国既面临着来自海上的威胁,特别是英法两国的威胁,又要抵御来自内陆方向的威胁,特别是英国的威胁。因此,从美国独立战争海军初创开始,针对要不要常备海军的战略选择问题,美国形成了两种对抗的思潮和势力。这两股势力斗争的结果,直接决定了海军战略选择的模式是起伏不定的、海军战略定位也是不统一的。

综观世界大陆性海军的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凡是大陆性海军发展的战略选择都带有波动性,经常大起大落,往往缺乏有力的理性指导。比如,与英国海军长达几个世纪争锋的法国海军,可谓是大陆性海军的典型。350年以来,法国海军经历了强盛和衰落的交替时期。每一强盛时期,通常与第一流政治家的特殊品格和坚强的意志有关。每一衰落时期,则与政治动荡或重大军事失败有关。比如,1660年,法国里黎塞留创建的海军被弗隆德消灭;1715年,科尔贝特的海军在七年战争后不复存在;七年战争后,在舒瓦瑟尔的强力措施下,法国海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甚至威胁到英国海军的优势,但在1790年,法国大革命的“烈焰”却摧毁了一度强大的法国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海军舰队自沉于土伦军港,再次上演了历史的悲剧。俄罗斯海军的发展也呈现出这样典型的特征,中国古代、近代海军也不例外。

创建初期的美国海军,在战略选择方面也没有摆脱这一规律,其发展呈现出艰难性、波动性和缺乏理论指导的特点,只不过是这一特点在美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一、解散海军带来的系列问题

美国海军解散后,不但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海外贸易频遭破坏,甚至连国家中立地位都难以维持。

国家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

由于没有一支海军力量作为后盾,邦联时期美国遭受了一系列国家的羞辱。英国的军事力量威胁着美国的西北边疆安全,更制约着美国向西拓展国土的进程。西班牙也不承认美国对俄亥俄河以南任何领土的所有权,当然也不能迫使西班牙对美国开放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地区。美国也无法在进入欧洲国家的本土及其殖民地市场上取得优惠待遇。由于当时的美国既虚弱不堪又贫穷,而且没有海军力量作为同欧洲强国谈判的资本,因此不断遭受欧洲强国的凌辱。新生幼弱的美国在一个多半敌对的世界里,不得不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远离外部势力中心上。共和国希望有一点能够表明横渡大西洋能力的海军力量,改善极端脆弱的海岸线。

海外贸易频频遭受压制和劫掠

由于海外贸易从战乱以及背离英国航路所造成的混乱中恢复过来,迅速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同时由于大部分国内贸易也在沿海海面经营,因此,产生了建立海军保护海运的思想。

原来的殖民地经济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当时美国人把自己和别国人民的货物运到全世界,主要是在英帝国范围内的各个港口去销售,以其所得的收入来购买英国的进口货物。美国独立后,伦敦政府针对美国适用航海法,在经济上对美国进行压制和挤压,切断其往常的贸易渠道,致使美国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萧条。

独立后的美国不但受到欧洲国家的公然蔑视,甚至北非海岸上的4个巴巴利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也公然袭击美国的商船、扣押美国船员、索要高额的赎金和贡金。美国既没有海军来保护自己的贸易,又无力支付贡金,因此国家贸易和国家尊严一再受到海盗国家的挑战。早在1783年,谢菲尔德勋爵就认识到:“美国各州要在地中海进行非常自由的贸易,是不可能的,保护他们不受巴巴利国家的骚扰,不是任何一个海上列强的利益所在。……美国不能保护自己。……他们不能装作自己有一支海军。”[1]1784年,摩洛哥俘获了一艘美国商船,1795年阿尔及尔俘获了2艘美国船只。自此之后,北非海盗国家时断时续地袭扰美国的商船,破坏美国的贸易,一直到1815年战争结束后,随着地中海分舰队的建立,这一问题才最终得以彻底解决。

国家中立权不断遭受践踏

美国针对复杂的欧洲政治环境,希望保持中立,极力避免卷入到欧洲强国的纷争中去,但在海军力量后盾缺失的条件下,这一美好的愿望,只能是空谈。在18世纪末的法英争霸战争中,法国日益对美国的中立态度不满,授权私掠船和部分军舰在海上任意掠夺美国商船。从1796年10月到次年6月,法国共抓走了316艘美国商船,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导致了延续3年之久的准战争。

同法国的矛盾刚得到暂时解决,同海上霸主英国的矛盾又日益加剧。由于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枢密院谕令,对法国控制的欧洲港口进行封锁,禁止中立国船只进入,这一政策对美国的打击最大,而且两国关系还由于英舰强征美国船员更加紧张起来。从1799年到1812年间,这样被强行抓去供他们奴役的美国水手达到10,000人之多。[2]因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悲叹道:“一个国家如果虚弱不堪,其中立的权利都是将会被剥夺的。”[3]

18世纪末19世纪初,北非海盗国家及法国、英国的挑战交织在一起,矛盾此起彼伏,这些矛盾能否克服,直接关系到美国国家实体的确立;这些海上挑战,迫切要求发展相应的海军力量来维护国家的安全。但是,在要不要重建海军问题上,再次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股势力,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政党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总体来看,第一次战略选择是很不顺利的,其进程漫长而曲折,充斥其间的斗争异常激烈。第二次战略选择比较顺利,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和推动下,美国海军掌握了战略选择的主动权,迅速稳健地完成了战略转型。第三次战略选择比较曲折,美国海军又一次陷入了战略被动,在复杂的政治、军种斗争中,长期难以作出适应时代和国家需求的战略选择。第四次战略选择是最为出色的,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构及时洞察了战略环境和国家需求的变化,牢牢地把握了战略选择的主动权,前瞻性地不断提出和更新战略概念,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调整,及早出台了综合性的新海上战略,稳健、快捷地完成了冷战后的战略选择。纵观美国海军四次战略选择的进程,可以看出,美国海军战略选择总体上呈现出波浪式起伏、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

二、战略选择的性质呈现出严重的被动性

这一时期,美国海军没有自己的理论成果,缺乏理论指南。关于海军的发展和运用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大都散见于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相关论述中,没有专门的关于海军发展的理论。这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主要以托马斯·潘恩、华盛顿、汉密尔顿、切夫斯、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杰弗逊和加勒廷等人为代表。他们多在书信中、辩论中议论到海军问题,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海军军人!而且,他们的海军主张带有一定的政党性和地区性的特点。这就注定了这一时期的战略选择只能是被动地应对外在的压力和要求,被动地探索海军的战略选择问题。

因为缺乏明确的海军理论指导,这一时期的海军发展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军的发展自然就没有明确的、为全国所认同的发展方向,大多都局限于本地区或眼前短期的需求。因此,不同政党上台之后,海军政策都会发生重大的调整,使海军像迷途的羔羊一样,完全丧失了主动性,一而再、再而三地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几乎所有的选择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作出的。

二、有关海军是否重建的激烈争论

在1787年至1788年的制宪会议及批准宪法的斗争中,支持加强中央权力的国家主义者演化为联邦党;反对加强中央权力,要求分权的地方主义者逐渐演化为共和党。两党在是否创建海军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直接决定着海军的命运。

以联邦党人为核心的亲海军派的思想主张

1.海军是保障中央政府权力的必要工具

1787年制宪会议是美国海军政策演化的一个里程碑。联邦党认为,在新宪法中必须规定中央政府有权力在和平时期创建一支海军,并由总统担任总司令,这是维护中央政府正常运作和捍卫中央政府威信不可或缺的手段。

2.海军的重建有助于国家的整合

联邦党人认为,海军是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是消弭地区主义、提高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海军的设立将对美国的国内经济产生统一和刺激效应。每个地区不但受惠于海军力量显示和运用,也受惠于海军的发展,“为海军提供必需品方面每个地区都有特定的优势。”[4]南部各州出产优质的造船木材和海军军需品,中部各州盛产“优质的铁”,海员主要从北部各州招募,整个国家的联合力量所产生的动力将促进美国的团结和增强国家实力。[5]通过创建海军所带动的经济链条,可以将美国各地区有机地联系起来,增强美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整体意识。

3.海军的重建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

联邦党人认为,海军不但能促进国内经济的联合,也能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汉密尔顿认为,诸如准入外国市场权、海洋运输贸易权、大西洋捕鱼权和密西西比河自由航行权等利益,都不是某些特定地区和区域所关注的目标,而是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目标,海军对于保护海上贸易、捕鲸、捕鱼和领海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汉密尔顿宣称:“海军保护对外贸易或海上贸易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用特殊的说明,无非就是这种贸易有助于海军的振兴。”[6]海军的创建将使美国的“商业活跃,航海活动拓展,海洋事业的蓬勃发展。”

4.海军的重建将大力提高国家的海外威慑力和影响力

联邦党人提出,战备是对战争的最好威慑,希望能像建立常备陆军那样拥有一支常备海军;没有海军,我们过去是,现在仍将受到海上强国的支配。更为重要的是,联邦党人把美国想像为一个世界强国,因而非常重视国家的名声和外交影响。他们力争说,海军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它将使美国获得欧洲的尊重。埃德蒙·伦道夫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宣称:“谁控制了海洋也就将控制陆地,这是一个古老的定律。”[7]詹姆士·麦迪逊认为,海军不但是领土防御的机构,也是其他国家利益和政策赢得尊重的一个工具。预见到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战争可能性,他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呼吁建立海军以保护美国中立权的迫切性,如果我们在海上拥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我们的商船将享有“运送交战国双方贸易的优势;因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愿将我们推到敌对国的行列之中。”[8]

汉密尔顿更是将这一观点进行了大力的发挥,他认为哪怕是一支很小的舰队,也能使美国“成为置身美洲的欧洲仲裁者,左右欧洲国家在新大陆角逐中的力量平衡,使之向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9] 一支能对西印度群岛起决定性干涉作用的海军分舰队,就能确保美国在欧洲战争中的中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以其在新世界的利益为代价而冒险疏远美国。

总之,联邦党观念中的海军,不只是一支防御性的海军。他们认为美国最终将成为海上和陆上帝国,他们关注国家在外的声誉、荣耀和尊严;在欧洲战争中,美国拥有海军将保障美国的中立权和贸易,而中立权和贸易在国内是广为拥护和为大家所渴望的,如果没有可信的威慑力,那美国的中立权就打上一个问号。

以共和党为核心的反海军派的思想主张

1.海军的重建将造成权力的垄断

共和党人对军队身怀恐惧,认为军队是推行暴政、践踏共和的元凶。他们认为,海军的重建将会导致权力的垄断。因为北部的造船商将会垄断海军舰艇的建造,北部的政治家会控制海军的运用,南部“没有得到平等好处却要分担这些费用。” 弗吉尼亚的政治家威廉·格雷森坚信“不加任何限制地将提供并维持一支海军的权力授予国会是草率的。”[10]

2.海军的重建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

共和党人认为,投入巨资建设海军是极大的浪费。格雷森认为,即使建立海军来捍卫美国的中立贸易,其中所得的利润也无法弥补建立强大海军的花费,因为据有西印度群岛属地的欧洲强国针对美国的海上作为会相当警觉,他们会挑起战争将海军“扼杀于摇篮之中。”共和党领袖史密斯认为,“即便国库充裕,花费那么长久的时间来干这种事都是卤莽而荒谬的。”[11]况且,建立一支舰队开支巨大,势必会在全国范围内背上强行征税的沉重负担,也会增加国家的债务。

3.海军的重建只能受惠于北部地区

汉密尔顿提出的全国受惠于海军的理论,同南部和西部各州的代表们持有的地区偏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共和党认为,维持一支海军将把民众从陆地上吸引走,从而贻害农业,而农业却是人口稀少的美国得以真正繁荣的根本。创建联邦海军不会为整个国家带来好处,它所帮助的主要是新英格兰的商人和船主,只能让北部得到好处,为北部地区服务,而西部和南部得不到任何好处,却要背上沉重的赋税负担。共和党人对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作用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希望国家集中精力发展西部。

4.海军的重建将推动美国走向帝国主义

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自诩为西部利益代言人的帕特里克·亨利也极力反对组建海军。亨利认为海军是实现帝国野心的暴力工具,它会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这种负担是毫无必要的,因为“鉴于欧洲内部纷争的政治状况,欧洲国家派遣舰队或陆军来攻击我们是不可能的。”[12]共和党人认为,海军不仅不能威慑战争,也许会导致战争。一位共和党人说,当一个欧洲大国目睹着一支成长中的海军,将会为此而警觉,“它将设法将我们扼杀在摇篮之中”。海军也许还会导致在海外实行帝国主义和冒险主义。海军将把美国拖入海外扩张的冒险之中,从根本上威胁美国的政体。

以上争论反映了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的思想分歧,这些分歧既涉及海上国家利益,也涉及海军对国家政治经济的深远影响。这种分歧同地区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派系搅合在一起,后来最终演化为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和杰弗逊领导的共和党之间的党派之争。这就决定了美国海军政策未来的总体走向,特别是在联邦党努力建立一支常备的远洋海军时,这种党派斗争异常激烈。

双方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和力量角逐,最终在新宪法里规定了“提供并维持一支海军”,这一措辞尽管虚弱无力,但为海军的重建奠定了基本的法律基石,迈开了重建海军的第一步。

美国海军历次战略选择都是主客观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海军在实施战略选择时,必须处理好自身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观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全程,可以看出,海军在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也出现了不少惨痛的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本身又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基本规律的具体体现,富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三、战略选择的主体不在海军本身而在政治精英与决策层

上面提到,在决定海军的命运和走向时,政治家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确

实在这一时期,海军战略选择的主体多是他们,而非海军军官。也就是说,这一期间,战略选择主体不在海军本身而在政治精英与决策层,这是此阶段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像积极主张创建、恢复并建设常备海军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华盛顿、汉密尔顿、亚当斯等政治家;坚决反对创建、重建,极力反对海军常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杰弗逊、加勒特等政治家。

海军军人被排除在战略选择主体之外,在海军发展的大方向、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方面没有发言权和参与权,只能在海军战术运用层次上发挥作用。这就决定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和结果,主要取决于政治精英和决策层斗争的结果。就拿这一时期,海军的管理机构来说,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指定委员会来负责海军事务,委员会直接对大陆会议负责,剥夺了海军军官在海军政策上的参与权。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对军队威胁的恐惧心理,美国推崇文官治理军队的原则。到1798年设立了海军部和海军部长,海军部长由文官担任,成为内阁成员之一。海军部也是多由文职的职员来从事日常工作。一直到1812年战争之前,文职的海军部长在少量的职员参谋帮助下,管理着整个海军。现役军官只能担任一些任期不稳定的、为数寥寥的行政职务,对于海军政策几乎发挥不了作用。这样的体制使得海军部长的负担很重,何况有的部长没有坚强的毅力和海军的专业知识。

1815年,第二次对英战争刚刚结束,重新改组海军部的工作就展开了,最终国会通过了改组法,建立了一个由三位海军上校组成的海军专员委员会,专员通过参议院的批准之后,由总统任命。这些专员履行的职责是:“负责海军的贮备和材料,舰艇的建设、武器装备采购以及水兵的雇佣等事务,还负责与海军其他相关的事务。”[1]但他们必须服从海军部长的控制和指示,专员们只有监督和管理行政事务的职责,政策控制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文官手中。在战略选择中,选择主体的非海军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海军的发展。

三、海军的艰难重建

1789年到1801年期间是美国海军政策和海军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联邦党人在新的国家机构中发挥了主导性的影响。

华盛顿总统在第一届政府期间,对重建海军问题进行了断断续续的讨论,主要是为重建海军提供了法律支撑,实践性的工作很少。因为要创立一支适当规模的海军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海军的坚定支持者也要等到国家财政许可的情况之下才能实施。

由于北非海盗国家不断劫掠和俘获美国的船只,对美国海外贸易形成威胁。更为严重的是,英法两国相互宣战后,都对美国的中立国地位提出了非分的要求,甚至是无情地践踏。为了应对这些威胁,1794年1月联邦党人在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立即建立一支保护美国海上贸易免受阿尔及利亚人抢劫的海军,并交给了一个由亲海军的联邦党人控制的海军委员会来负责。1月20日,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建造6艘舰船,共需费用600,000美元。这项计划激发了白热化的争论,尤其是来自内地的议员们疯狂地攻击这一提案。他们认为建立一支海军部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建一支海军的花费大大超过美国的地中海贸易额,因此购买“和平”是更实惠的。即便交纳赎金行不通,还可以雇佣欧洲国家的海军来为商船护航,而且,即使建立一支小型海军,离开本土远涉3000英里去作战,也是很愚蠢的[13];他们认为这一步只是建立常备海军的第一步,而且常备海军将大大扩张联邦政府的权力,这是非常危险的;建立海军必然要提高税收,税收的增加必然加重公众的债务,而且这会使得征税的官僚机构膨胀,这必然招致对普通民众的暴政,特别是对内地的小农场主来说,尤其如此;

海军的拥护者的理由也非常宽泛,他们认为地中海贸易是巨大的国家利益;提议建设的海军力量足以确保它的安全;为应对地中海区域的威胁,投资建设海军是正确的选择,尽管海军花费很大,“但毕竟负债比遭受蹂躏要好得多。”[14]

经过激烈的斗争,海军委员会的提案以两票的多数获得通过。鉴于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为了让那些反对建立常备海军、不反对组建临时部队以严惩阿尔及利亚的人放心,添加了一项修正案,即一旦美国与阿尔及尔缔结和平条约,应立即停止建造战舰。经过修正的议案在国会获得通过,1794年3月27日,华盛顿总统签署了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准予建造6艘快速战舰。海军法案的通过,在重建海军问题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海军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但在1796年3月15日,华盛顿总统不得不通知国会:1794年海军法案所关注的与阿尔及尔人的和平已经实现,按照规定,造舰工作应当立即停止。华盛顿对此强烈反对,并指出这将造成浪费,联邦党人坚决支持华盛顿总统的海军政策,反对派则叫嚣联邦党的奸诈和虚伪。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国会通过了折中方案,批准了其中3艘战舰的继续建造,到1797年这3艘战舰建成,标志着美国海军历经磨难,最终在联邦党人的支持下,艰难地得以重建。

一、敏锐把握重大历史关口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紧跟时代的首要关键

美国海军的四次战略选择都发生在重大历史关口时期,既是美国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十字路口”,也是美国海军发展的决定性“重要关口”。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敏锐地认清并及时把握“关节”时期的战略机遇和挑战,选择既适应国家需求、又切合海军实际的正确道路,是影响深远的战略举措,是战略选择紧跟时代步伐的首要关键。

相比而言,在第二次和第四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脉络,牢牢抓住了历史转折时期的机遇,及时作为,迅捷主动地实施了战略选择。而第一次和第三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就没能及时跟上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严重的被动性,几乎是被逼迫着进行战略转变,这也注定了其战略选择进程的漫长而曲折。

第二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手工业时代向机械化时代转变的时期。在这一历史关口,以战略理论家马汉为代表的美国海军非常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这是海军摆脱落后、崛起强盛的战略机遇期。他们认为战略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当时美国所处的安全环境非常稳定,不存在大的战略威胁和挑战,这为海军提供了宽松的战略环境,便利于海军进行全局性的战略调整。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列强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世界战略格局开始酝酿,这为美国海军投身海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其次,到19世纪末期,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三面环海、面向两洋的“大陆岛”国,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缘环境的变化,客观地改变了陆主海从的格局,提高了海洋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为海军地位的提高创造了前提。第三,在以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海军军事技术变革的浪潮。美国的海军军事技术水平已经获得质的飞跃,有些领域还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这些都为海军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海军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历史关口,美国海军高瞻远瞩,大力提倡海权论,鼓动海军主义,为海军的崛起造势,积极争取承担国家新赋予的战略使命任务,顺时而动,完成了战略选择。

第四次战略选择时期是冷战两极战略格局结束、人类社会由工业化向信息化时代过渡的时期。美国政府敏锐地觉察到了世界格局的巨变和时代的变迁,迅速出台新的国家战略,调整国家战略重点。美国海军也深刻认识到海军必须牢牢掌握主动,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克服新生的挑战与威胁,主动实施新的战略调整。美国海军对战略形势有了比较明确和清醒的判断。首先,从安全环境来看,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大战暂时退出历史舞台。衰微的俄罗斯短期内难以抗衡美国,而其他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难以威胁美国的战略地位,一时之间,美国没有了明确的战略威胁和挑战。冷战后,美国海军重新掌握了世界海洋的制海权,赢得了海军发展的良机。但另一方面,一些地区性威胁和以恐怖主义为首的非传统威胁浮出水面,这些威胁和挑战非常复杂,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这就迫切要求海军进行大幅度的变革。其次,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大量、广泛地应用于军事领域,掀起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在这一浪潮中,美军处于“领头羊”的主导地位,而海军必须抢占先机,及早适应信息技术的变革,在全军甚至全球海军中继续确保绝对优势。基于对冷战后战略环境的判断,美国海军站在时代的前沿,前瞻式地主动更新战略概念,不断塑造新的战略手段和战略途径,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战略调整,战略调整完成后,及时出台综合性的新海上战略,带领海军走上了新的战略征程。

第一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争取独立和维持生存时期。当时,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极为恶劣,欧洲强权国家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地位,甚至生存,美国自身力量又十分弱小,难以获取战略空间。在这种历史关口,美国决策层围绕着要不要海军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海军被排斥在决策主体之外,根本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只能被动地应对历史关口的战略需求,这就注定了战略选择进程的曲折和反复。在历经反复与磨难之后,美国决策层才最终达成了战略共识,确立了要建立小而精的海军力量,以近海防御为主,担负海洋方向的国土安全使命任务。

第三次战略选择时期是战争年代向和平年代转变、国际战略格局由多极化向两极体制转变和核时代来临的重大历史时期。在这一时代转折时期,美国海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安全环境形成了长期的两极冷战对抗格局,美苏两极对抗的重点在欧洲。美国的战略对手苏联又是一个陆权色彩浓厚的国家,这就决定了美国安全战略的大陆性色彩,必然会提升陆军、空军在应对苏联威胁中的战略地位。海军如果不能瞬时而动,遭受排挤和打压是在所难免的。其次,核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日渐成熟。战后初期掌握核垄断的空军对海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迫切要求海军顺应核时代的发展,提高自己的战略地位。针对战略环境的巨变,美国海军应积极适应战略环境的变化,及早进行战略理论的创新,积极实施战略调整,主动寻求新时代下海军的战略定位。但从实践来看,美国海军最初没有能主动地应对战略环境的巨变,没有能积极寻求海军发展与战略环境的理性平衡。美国海军继续沉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荣光之中,在理论上囿于马汉海权论,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加以更新,造成了战略理论滞后于时代需求的局面。美国海军丧失了战略选择的先机和主动权,严重迟滞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造成了战后初期海军发展的彷徨、无奈与挫折。到后来,美国海军才从“核革命”上打开了坚冰,开创了新的局面,初步稳定了海军的战略地位。到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重整军备的国家政策激励下,美国海军最终作出了适应核时代和冷战格局的战略选择,恢复和保持美国优势海军力量,采取“前沿进攻”的海军战略,夺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提高海军的战略地位。

通过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比较对照,可以看出国家发展的历史关口对海军至关重要。海军应当敏锐地把握重大历史关口,否则将导致战略选择的重大波折。

四、战略选择的制约因素主要是落后的思想观点、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政党的政治斗争

在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进程中,有很多的制约因素,影响着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走向,其中落后的思想观点、狭隘的地区主义和政党的政治斗争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军队威胁论的偏见,纯粹是基于英国统治美洲的殖民地时代的经历自然而然形成的。当时的英国军队横行霸道,因而人们认为一旦建立常备军也将带来危险的后果。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军队威胁论思想依然相当盛行。美国人信奉自由,对集权化的中央体制非常敏感,自然对于建立维护中央权力的军队极为抵制,海军的发展也就深深地受到其影响。

邦联时期,一些军政摩擦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加深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军队的恐惧心理,强化了军队威胁论的思潮。联邦时期,对军队的不信任感还大有市场,在共和党内尤为突出。海军在这一思潮的制约之下,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人们甚至普遍认为,美国一旦建立常备海军将带来危险的后果,那些军官集团将成为践踏沿海居民自由的特权阶层。

2.落后的海军军事思想

海军军事思想是人们在一定时期对海洋、海军和海战的理性认识。当时,在美国上层的政治精英中,由于海军军事思想的落后,逐步形成了一股反对海军的强大势力,即反海军派。最初以地区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后来以共和党的组织形态展露出来。

反海军派认为,海洋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依靠海洋这一天然的佑护,美国就可以摆脱纠缠不清的欧洲政治,就可以安然地发展,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尽可一概不闻不问[2]。反海军派反对建立远洋海军,反对建立常备海军,即便建立海军,也只能是临时性的。他们认为,在平时应保持一支尽可能小型的海军,一旦战争爆发,就可以临时征召私掠船作战,就像陆军依靠临时征召的民兵作战一样;针对海军的战争运用问题,共和党认为海军是用于防御的,因此,他们认为海战是单纯的被动防御作战,平时分散部署,战时单独作战。

由此可见,反海军派在海洋观、海军观和海战观上是极为落后的,是将陆上防御的观念照搬到海上,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农业文化在海上的反映。这种落后的海军军事思想,长期以来成为反海军派的主要思想武器,严重制约着海军的创立和发展。

当时美国的地方本位主义比较严重,国家的整合程度还比较低,缺乏强有力

的全国认同感,这种状况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经济结构是决定海军发展的最根本因素,也是推动海军发展的内在动因。可以说,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往往决定什么样的海军发展模式,甚至决定海军的根本走向。

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到1815年第二次对英战争的结束,美国日益形成了三种带有明显特色的经济结构:东北部各州主要以商业和金融业为主,南部是实行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西部地区是农场为主的农业经济。这三大地区,由于经济上需求不同,因此对于海军的认识也就明显不同。东北部地区出于安全和保护商业的需要,迫切要求建立海军,它们是支持海军最坚定的地区。西部内陆地区是农业经济,它们与商业和金融业的联系非常薄弱,因此这一地区是坚决反对建立海军的,认为建立海军,只能受惠于东北部地区,而牺牲内陆地区的利益。南部推行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这一地区对于海军问题持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这一地区对商业和贸易的需求没有东北部那么大,另一方面,南部沿海地区与东北部沿海一样,是防御非常脆弱的地区。因此,南部的奴隶主贵族既希望建立海军来保护自己的沿海地区,又担心好处为东北部所垄断,从而它们经常采取一种骑墙的态度,也是决定海军问题的分水岭力量。

这三大地区的经济结构逐步推动了地方主义的加深,各地区都致力于保护自己本地区的利益,对其他地区采取一定的怀疑态度。这说明了当时的美国虽然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但国家整合的进程还很漫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军发展的波折实质上就是这三大地区经济的较量。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没有达成统一,经济结构中商业和金融业没有达到主体地位,建立强大的海军问题,只能是奢谈。

这一时期,美国的政治逐渐演化为联邦党和共和党的两党政治。两大政党代表了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区的利益,难以跳出局部的制约,着眼全国全局的高度来审视海军的发展问题。两党在海军问题上,联邦党积极倡导建立强大的海军,而共和党则坚决反对建立海军。

总的来说,联邦党人认为商业与海军是紧密联系的,海外贸易的发展必须以海军力量为后盾,而共和党则认为海外贸易的收入还抵不上为此花费的军事投入,因此从经济上来看,建立海军是得不偿失的;联邦党认为建立海军可以保护大西洋沿海的安全,而共和党则认为由于大西洋的自然屏障和欧洲政治的不稳定性,就足以组织敌人将战争引到美国本土;联邦党人认为海军是国家外交运用的重要手段,是赢得国际尊重的重要依靠,共和党则担心海军会成为美国推行帝国主义的工具,会无休无止地卷入到欧洲政治的漩涡;联邦党认为海军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共和党则认为建立和维持海军主要的得利者必将是北部沿海各州的商业家和金融家,而从事农业的占人口多数的小农场主却要为之承担日益繁重的税收,而且海军的发展会吸引很多人到海上去,这必将削弱美国经济的根基——农业;联邦党主张加强中央权力,视海军为维持国家尊严的重要工具,共和党则反对加强中央权力,视海军为某些联邦党领袖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重要工具。

两党在海军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必然影响到海军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可以说,早期美国海军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党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四、海军常备化与反常备化斗争

海军重建之后,针对海军的战略地位选择问题,即维持海军的常备地位还是作为暂时的应急力量,美国国内再次出现了严峻的斗争,左右着美国海军的进程。

联邦党政府的海军常备化政策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中,除海盗威胁外,美国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法国和美国的船只在海上进行了一场不宣而战的“准战争”。传统的欧洲强权政治逼迫着美国加强海军力量的建设和发展,推动联邦党人海军常备化的进程。

1.大力扩展海军建设规模

约翰·亚当斯继任总统,他是一个亲海军的联邦党人。他在第一次总统演说中,立场鲜明地支持华盛顿的观点,“除民兵外,海上力量也是美国的天然屏障。……”[15]亚当斯在谴责法国及其国内的异议时,对国家利益持有更为现实、更为全面的看法。他认为保留一支小规模的常备军是明智的,特别是一支能保卫美国商业利益的海军。如果集中力量建设陆军,只能使美国永远站在拥有海军优势的国家一边,即英国一边,别无选择余地,这必然会加深美国贸易安全的脆弱性。为此,他极力说服国会加快海军的建设。幸运的是,参众两院内联邦党人都占多数,因此一个接一个大法案获得通过,美国海军力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在亚当斯总统的大力支持下,美国海军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到1799年3个海军中队已经装备妥当,可以执行任务了。到1800年,对法准战争结束时,通过购买、新建、各州的捐献和与财政部的缉私船合作等方式,美国海军拥有了50艘舰船。那时,美国海军拥有154名现役军官,350名候补生和6000名左右的水兵,海军陆战队近1100人。海军规模的扩大,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为海军常备化提供了坚实的力量保障。

2.积极建立海军独立的组织结构

在这一期间,美国海军建立了独立的组织机构。1798年4月30日,经参议院47对41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后,亚当斯签署了法令,成立了海军部。从此海军部摆脱了陆军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这既标志着美国海军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性军种,又为海军军人发挥作用提供了组织保障。海军部的建立为海军在国家的顾问班子中提供了一个表达自我意志的平台,提高了海军在公众中的威信和尊严,[16]这也是海军迈向常备化的决定性举措。

3.努力维护海军的常备地位

对法准战争的胜利,激发了美国公众对新海军的自豪感,保证了海军部的永久存在。但赞成和反对成立海军的两派从这场战争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共和党人认为,这场战争表明只要有一支小的巡洋海军就足够了;联邦党人则指出,美国海军的小小胜利是由于英国战舰在海外的胜利将法国和它的殖民地隔离开来才取得的,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发展一支更大的海军力量。

估计到继任者必然要削弱海军经费,联邦党人在新总统就职之前,于1801年3月3日提请国会通过了一项《和平时期机构设置法》,允许总统将海军裁减至13艘快速战舰,保留其中6艘继续服役,另外7艘贮存于行动方便的港口之内。海军军官的处理办法为:9名上校舰长、36名尉官、150名候补军官继续服现役,发放全额薪饷,其余的军官发给四个月薪饷,全部退役;服现役的军舰,编制定额减为原先的三分之二。上述种种激烈的裁减措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因为除了将其规模缩小到最低限度以外,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保存海军了。

共和党政府坚决反对海军常备化

在联邦党执政时期,以杰弗逊为首的共和党及其追随者团结在一起,坚决反对海军的扩大和常备化。当时,共和党的国会领袖阿尔伯特·加勒廷认为:“美国远离欧洲的战略形势可以阻止我们被动地卷入到混乱的欧洲政治中去,没有陆军和海军,我们照样可以和平地生存下去……”[17]加勒廷坚信建立强大海军的花费大部分将转嫁到农场主身上去,农场主从中受益寥寥甚至一无所获,而得到实惠的主要是商人和财政家。

1800年杰弗逊领导的共和党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标志着政治权力由沿海地区向内陆的转移,经济政策由商业和金融业向农业的转变,也预示了美国海军政策将发生重大的调整。共和党人执政可能会废除联邦党发展强大海军的政策,甚至有可能完全废除海军,海军又一次面临着要不要存在的战略选择。

1.杰弗逊的海军紧缩政策

,共和党领袖杰弗逊就任总统,他对所有常备军都表示怀疑,尤其是怀疑海军存在的必要。杰弗逊在竞选总统时就公然宣称:“只要有一支能保卫海岸和港口的海军就行了,不需要建设远洋舰队,因为建立远洋舰队不仅费用高昂,而且会卷入到无休无止的战争中去,从而使公众难以承担,甚至陷入没顶之灾。”杰弗逊在写给财政部长汤姆斯·加勒廷的一封信中说:“减少我们的开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可以在海军部内执行。”[18]可见,杰弗逊政府是反对海军常备化的,并竭力将这一措施落到实处,彻底推翻联邦党海军常备化的进程。

杰弗逊政府一上台就大幅度削减海军的经费,使海军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到1801年底,服现役的共有6艘快速帆船和1艘三桅纵帆式帆船,其余所有的舰船都被拆除武器拍卖了,它们的军官全部退役;舰队中保留了195名只有半薪的军官,甚至仅存的6艘快速帆船也只允许配备2/3的额定人员,特工人员和文职人员均被解雇;建造干船坞和港口工事的工作被废弃;所有正在建造和计划建造的舰只迅速下马。这是整个19世纪中海军政策最严重的一次突变。

2.杰弗逊的炮艇政策和消极防御思想

北非各国的海盗活动曾导致美国重建海军。现在,这些蛮横无理的海盗又一次“拯救”了迅速衰退的美国海军。阿尔及尔、的黎波里和突尼斯海盗对美国出现挑战的迹象。1801年5月10日,的黎波里向美国宣战。长期以来曾经鼓吹用武力对付北非海盗的杰弗逊必须在政党信念和个人的本性之间作出决策,他的政党信念是美国不应当有强大的海军,而个人的本性却是要派一些军舰去痛击傲慢的统治者。他虽然讨厌花费昂贵的海军,但此刻他更讨厌北非的海盗。最终他决定,国家应当置于党派之上,于是派遣一支舰队去地中海保护美国的海上贸易。他大声疾呼:“贿赂海盗等于把钱丢在海里!”[19]杰弗逊总统先后派出4支海军分舰队,封锁北非海盗国家的主要港口,保护美国的海上贸易,并对的黎波里发动了有效攻击,迫使帕夏于1805年在和平条约上签字。

这场战争在美国深得人心,它被认为是正义的事业,人民把海军的成就看成是全国的荣耀。战争可以使一个国家团结起来,但和平却再次复活了政党间的政治斗争。尽管美国海军为国家带来了利益,但共和党的政治理论仍然是从根本上反对海军的。因此到1806年,在杰弗逊面前,再度出现了海军在和平时期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无人与之战斗时海军应如何组成、海军应担负什么样任务的问题。

1807年2月杰弗逊总统提出了新的海上防御体系理论。这一体系由四部分组成:设于海岸战略要地的固定要塞工事;可移动的陆地炮台;可浮动的水上炮台;一定数量的炮艇。

杰弗逊认为,沿海防务将由沿海要塞和一支小型的、海上民兵式的炮艇舰队来负责。炮艇造价低廉,操作也简单,海上民兵就能熟练操作,这正好符合杰弗逊宁要平民士兵也不要职业军人的心愿。杰弗逊相信,将炮艇同沿海战略要冲的固定炮台、陆地上的活动炮群和海上浮动的炮台配合使用,就能保证美国不受任何海上强国的侵略。杰弗逊解释说:这个“政策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为了“保护公海和沿海商业活动,”更不是为了把美国建设成为海上强国,这样就可以花很小的代价而使那些互相争吵的欧洲各国“远离”美国。[20]

杰弗逊推行的炮艇政策:从战略上来看,是一种典型的消极防御战略,其实质是将海军变成“看家护院”的警察;从政治信仰上来看,炮艇政策是其空想主义的乌托邦方案在海军建设上的具体体现;从政党政治上来看,它是共和党代表的农民对海军职责看法的具体表现,因为它完全建立在保卫沿海的居民点的基点上。总之,杰弗逊推行的炮艇政策是一种倒退式的、育婴式的想法,是对海军常备地位的严重削弱和威胁。但是,不管怎么说,杰弗逊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毕竟没有解散海军,只是在要什么样的海军问题上,走了很大的弯路。

二、服从国家利益需求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始终如一的根本原则

国家利益需求是海军进行战略选择的根本导向和牵引。只有国家利益需求发生了变化,才有可能引发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否则海军战略选择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可以说,国家利益需求是海军战略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海军战略选择的根本依据。

随着时代的演进,国家利益需求也会动态地发展演变的,这必然要求海军进行相应的战略选择。美国海军四次战略选择的时期,都是国家利益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和调整的时期,国家利益需求的变化提出了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目标,内在地要求和推动海军选择相应的战略,以更好地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孤立主义战略逐步确立时期。孤立主义战略非常具有策略性,它的核心逻辑思路是以最小的政治和军事成本赢得最大的安全红利。当时,美国贫弱不堪、力量弱小,而且欧洲强国对新生的美国虎视眈眈,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安全与发展。当时的国家利益需求是捍卫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不卷入欧洲事务,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着眼自我发展,加快国家整合。在这一战略需求的牵引下,海军应当宏观地系统分析这些要素,积极有效地说服上层领导,及早统一对海军的认识,以建立小型的近海防御力量为目标来筹建海军的发展规划,最佳地满足国家战略需求。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地扭转被动局面,掌握一定的战略主动,缩短战略选择的进程,减少波折和磨难。而第一任海军部长乔治·斯托德特却异想天开地提出发展战列舰主力舰队的远景规划,完全脱离了国家利益的根本需求。可想而知,这一远景规划一提出,迅即遭到了无情的抨击和打压,以迅速的流产而告终。可以说,斯托德特提出的规划适得其反,不但没有提高海军的战略地位,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部分高层对海军的疑虑,使海军发展进程更加步履维艰。斯托德特提出的规划流产后,美国海军再也没有提出像样的规划,更没有提出鲜明的战略主张,无法满足国家利益需求,这就注定了战略选择进程的曲折和反复。

美国海军的第二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美国逐步突破了孤立主义战略的束缚,确立了“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国家战略。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变促使美国突破美洲大陆的限制,开始把战略视野放眼海外。美国的国家利益需求也跟着得以拓展,因此,海外殖民和海外扩张成为美国新的战略需求。在这一战略需求的牵引下,美国海军在马汉海权论理论的指导下,成为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军事力量急先锋,开始了根本的转型。美国海军的战略理论为美国决策层广泛接受,并迅速地转化成海军政策和实践,顺利地实现了由用于劫掠贸易和沿海防御的舰队向远洋海军的彻底转变。美国海军最终确定了建设面向远洋、扩张海外利益的优势舰队力量,奉行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战略。

美国海军的第三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逐步确立和深化全球战略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政治、军事野心日益膨胀,妄图称霸世界。美国认为,对其称霸世界构成威胁最大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期间,美国战略的核心是推行对苏联的“遏制”。美国“利益”的全球化迫切要求海军进行新的战略选择。在这一时期,美国海军最初没有及时地适应战略需求的新变化,进行海军战略全局的调整,导致了美国海军历经挑战和磨难。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最终完成了适应冷战格局的战略选择,确立了加强和保持绝对优势舰队力量,奉行“前沿进攻”的海军战略,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战胜苏联独霸世界的国家利益需求。

美国海军的第四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企图奉行“单极主义”的国家战略时期。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极力维护单极独霸的战略格局,追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和持久化。可以说,单极独霸世界成为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美国决策层的战略共识。但冷战后,由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挑战和制约,美国对威胁的判断处于一种动态的、不确定的发展演变之中。冷战后,最初美国发布的国家战略文本,主要是将焦点对准了地区性挑战和威胁。“9·11”事件后,恐怖主义一时之间又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威胁。时任小布什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指出:“此时此刻与1945-1947年那个时期相似,那是遏制政策形成的时期。今天国际政治的结构板块已经变化。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一机会,重新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国际机制的立场。”[1]小布什总统极力构筑一个以反恐战争和美国无与伦比的实力为基本支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单极世界体系国家战略。总的来看,冷战后美国单极主导世界的战略目标是确定的,但要应对的威胁和挑战是难以确定的。这一新的利益需求必然要求海军相应地进行新的战略选择,不断更新自己的战略概念,彻底改变基于“威胁”的战略模式,建立基于“能力”的战略模式,既能满足长久战略的需求,又能灵活应对各种复杂的威胁。冷战后,美国海军及时更新战略概念,奠定了新战略出台的基石。2007年10月新海上战略出台。美国海军确立了建设新型的全能型优势海军力量,力图发挥核心的领导作用,主导全球海上力量运用,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拓展美国国家利益。

总的来看,美国海军的四次战略选择都是以国家利益需求为根本依据的。美国海军能够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及时实施战略转变的,战略选择的进程就比较顺利和稳健,反之则非常曲折和被动。可见,服从国家利益需求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不可改变的根本原则。

五、战略选择的动力主要来自现实的需求、海军官兵的主动作为和先进的海军军事思想

这个时期由于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只能靠现实的需求、海军官兵的主动作为和海军派相对先进的海军军事思想,来自在地推动海军战略选择的前进。

1775年到1815年期间,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是相当严峻的。首先,英国对美国的威胁最大。独立战争和1812年战争期间,英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是战略性的、甚至是致命的;其次,与法国的关系也呈现出断断续续的交恶,并最终导致了与法国的准战争,法国的私掠船在美国海域和加勒比海海域劫掠美国的商船;另外,北非海盗国家时断时续地劫掠美国在地中海的商船。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对美国是极为不利、极为严峻的。正是这种客观而严峻的危机与挑战,才不断地提出了要创建海军的需求,迫使美国最终做出了建设常备海军的战略选择。

尽管海军人员在决定海军发展的大方向问题上,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但这一时期,美国海军的主动作为逐步提高了海军在政府和民众中的威望,从而从下层营造出了有利于海军战略选择的环境和氛围,间接地推动了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

1775年到1815年期间,弱小的美国海军在勇猛的舰长们领导之下,书写了美国海军初期一系列辉煌的篇章,逐步提高了美国海军在美国民众和上层的好感,为海军常备地位的取得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比如,独立战争期间,约翰·琼斯果敢地将战火推到英国沿岸,振奋了美国人的士气;1798年至1800年的对法准战争期间,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舰长,在这些舰长的指挥之下,美国海军将法国的私掠船和战舰从美国海域赶到加勒比海海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的胜利。整个战争期间,约有80艘法国舰船在准战争中被美国俘获。这些胜利提高了美国的威望,增强了美国的民族自信心,也提高了海军的地位和威望。

杰弗逊执政时期,历经4年的海上战争,最终迫使的黎波里放弃了向美国索取贡金的要求。这次战争,严惩了的黎波里,维护了美国的地中海贸易,进一步提高了海军的威望。

美国海军在1812年战争中的一系列战果,特别是两次湖上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海军的威信,因此,1815年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海军没有遭受削减的命运,最终确立了美国海军常备军的地位。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美国海军虽然力量相对弱小,但海军军官表现出了卓越的献身精神,果敢的战斗精神,海军的主动作为是美国海军地位提高的一个核心因素。

与反海军派落后的海军军事思想相对照,这一时期海军派的海军军事思想是相对先进的,成为推动美国海军进行正确战略选择的重要动力。

海军派的核心联邦党人认为,海洋不但是美国的天然护城河,也是天然通途,威胁可能通过海洋通道,危及美国的安全,因此必须发展海军来保护自己;联邦党在海军力量的发展上,提出了建立相对优势的常备海军,即在美国海域维持一支小型的海军力量,能同对手派来的分舰队相抗衡;在海战观上,联邦党大多主张发挥海军内在的机动性、灵活性,实施有积极作为的巡洋作战。

五、1812年战争与海军常备地位的巩固

1812年战争是对联邦党、共和党海军政策的检验。战争的实践淘汰了共和党的炮艇政策,验证了联邦党海军政策是可取的。最终两党在要不要常备海军,要什么样海军力量方面形成了基本的战略共识,确定了海军的常备地位。

1812年战争中共和党海军政策的调整

詹姆斯·麦迪逊总统任期内,英国不但没有废除他们的枢密院谕令,而且更加严厉地执行。国务卿詹姆斯·门罗写道:“美国不能让英国操纵它的贸易,也不能满足于只同英国一个国家贸易。……因此,美国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或者放弃它的商业,或者借助其他手段,以使其权利得到尊重。”于是,1811年重新宣布与英国停止通商,并中断了外交关系。美英关系的紧张还由于英国军舰强征美国船员以补充皇家海军而进一步加剧。从1799年到1812年间,英国强行抓去供他们役使的美国水手达到10,000之多。

在主战派的督促下,1812年6月1日,麦迪逊总统向国会提出战争咨文,列举了英国实行强征商船水手、破坏中立国贸易和串通印第安人的罪状,要求对英宣战。18日,国会通过了战争的决定,1812年战争爆发了。

美国海军的基本战略是清楚的,即保卫本国海疆,袭扰英国海军及其海上贸易。但是,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使用这支贫弱的海军力量来达到上述目标呢?当时的内阁中,有一部分人主张将适于航海的船只全部搁置起来,以避免遭受英海军的捕获或毁灭;还有人主张将这些战舰配置于沿岸附近实施消极防御。当时的海军部长汉密尔顿甚至主张整个美国舰队应当停在港内,或是作为浮动炮台,或是作为招兵船,以便为炮艇准备兵员。这种意志薄弱的消极防御的建议,遭到了总统的无情批驳。麦迪逊总统亲自规定:海军必须用于海上。于是海军部长汉密尔顿召集海军的高级军官讨论如何使用海军力量。德凯特认为:“最好的使用方法是单舰行动,至多不超过两艘。”[21]班布里奇也支持这一观点。约翰·罗杰斯则主张编成支队进行巡弋。尽管舰长们存在上述分歧,但在一个问题上却保持了一致的看法:即海军不能停泊在港口内实施被动防御,而是尽快起航,防止被封锁于港口之内,寻找机会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可见,共和党政府在战争的实践中,最终还是改变了长期对海军的偏见,采用了联邦党的巡洋作战的样式。

1812年12月,英国宣布封锁特拉华和切萨皮克湾。1813年5月,封锁扩大到整个大西洋和除新英格兰以外的海湾沿岸,美国的海上贸易包括沿海内部贸易迅速萎缩了。而杰弗逊的炮艇在强大英国海上力量面前毫无用处,这在事实上彻底宣告了杰弗逊海军政策的失败。第一年的战争实践,宣告了炮艇政策的破产,而快速战舰在单舰决斗中取得的几次胜利,却激发了海军在美国公众和国会中的威信,提高了海军的声望,海军成了国会的宠儿。国会一致同意扩建海军,,国会批准拨款250万美元,建造另外6艘44门炮的快速战舰和4艘74门炮的战列舰。一直反对建设海军的共和党也接受了联邦党的炮舰政策,两者终于在海军要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

相比于海上战斗,湖上的战斗更具有战略意义。1813年9月10日,奥利弗·哈泽德·佩里指挥的伊利湖之战的胜利,使美国赢得了对伊利湖的控制权,恢复了美国在俄亥俄河以北的美国西北部的优势,西北部领土安全地回到美国手中,保证了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斯、密执安和威斯康星州成为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14年9月11日,在托马斯·麦克多诺少校指挥下,美国舰队取得了尚普兰湖战役的胜利,挫败了英国肢解美国的战略企图。尚普兰湖战役之后,英国政府审时度势,不再要求美国割让领土。,英美双方代表签署了根特和平条约,标志着战争的结束和美国真正的彻底独立。

在1812年战争中,美国海军袭击商船引起的小规模战斗,有二十多次发生在大西洋,一次发生在太平洋。在单舰对抗和快速帆船战斗时美国四战四胜,单桅小帆船和双桅船战斗时美国人八战七胜。战争期间,英美两国军舰在大洋上交锋25次,美国人胜13次。[22]这些战绩证明美国海军的战斗人员至少并不比英国皇家海军差。佩里的伊利湖大捷和麦克多诺少校的尚普兰湖大捷,确保了美国的领土完整。美国海军的这些战绩,大大提高了海军在公众中的威望,使美国公众认识到海军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国家工具,普遍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使海军在战后暂时免于削减,而这种削减以前在每次战争结束后都会落到海军的头上。海军部长本杰明·W·克劳希尔德指出:“建立常备海军的重要性,看来已为全国舆论所赞同。……逐步发展海军力量的办法也完全为国家财力所许可。”[23]

1812年战争,提高了美国海军在国际上的地位。美国的快速帆船获得了英国专业人员的高度称赞。当美国的“宪法”号作为战利品运往英国时,狄龙少将报告说:它“在海军军官中引起了震动。我和其他许多舰长一起检查了这个战利品。‘宪法’号船体的各个部分比我们的先进得多。事实上,美国人在改进快速帆船方面给我们上了一课。”[24]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也断言:英国“不再……依旧是海上霸主了”,“制海权的象征必定传给这个半球。”[25]

1812年战争期间,共和党在战争的教训和压力之下,终于抛弃了长期以来持有的对海军的偏见,转而接受和实践了联邦党的海军扩张政策和巡洋战理论,使战后的美国海军继续得到发展。这表明,到了此时,美国公众和统治集团都认识到了海军作为国家的一个政策工具必须存在,而且是持久存在。从此,主张废弃海军的舆论、观念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于是,海军舰队第一次享有了人们对常备海军的情感。人们虽然不是普遍地,但已经一般性地接受了建设一支具有一定规模海军的观点,并且认为这是一种新的、也是永久性的需要。经过1812年战争,海军的常备军地位牢牢地确立了。


[1][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58页。

[2]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3] Alexander Hamilton to the People of New York, Nov. 24, 1787, The Federalist (E. M. Earle’s ed., 1937), No. 11, p.65.

[4] The Federalist ,No. 11, pp64-5.

[5] Harold &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1776-191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p.22.

[6] The Federalist, No. 11, Hamilton Papers, 4: 339-46

[7] Debate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Jonathon Elliot’s 2nd ed., 1861), Vol. III, p.78.

[8] Debate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Jonathon Elliot’s 2nd ed., 1861), Vol. III, pp249-50, p.309.

[9] [美]阿伦·米利特 彼得·马斯洛斯基:《美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93页。

[10] Debate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Jonathon Elliot’s 2nd ed., 1861), Vol. III, pp.428-30.

[11] Debate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Jonathon Elliot’s 2nd ed., 1861), Vol. II, p. 381.

[12] Debate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Jonathon Elliot’s 2nd ed., 1861), Vol. II, p. 153.

[13] Paolo E. Coletta,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the Navy, Vol. I 1775-1913,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0, p.39.

[14] Harold &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1776-191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p.30.

[15] [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0页。

[16] Paolo E. Coletta,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the Navy, Vol. I 1775-1913,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0, p.50.

[17] Harold &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1776-191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p.46.

[18] [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80页。

[19]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8页。

[20] [美]J·布卢姆 等:《美国的历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11月版,第269页。

[21]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22] [美]E·B·波特 主编:《世界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

[23]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24] [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25] [美]托马斯·帕特森 等着:《美国外交政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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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觉创新战略理论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顺利实施的先导牵引

战略选择是客观决定与主观能动相互推动的结果。客观决定只是提供了战略选择的条件和可能性,如果海军不能主动作为,不能敏锐并及时地应对,那战略选择的进程必然是荆棘丛生,险象环生,充满曲折,海军也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因此,海军自觉创新战略理论,增强战略选择的理性和主动性,在战略理论的指导下主动作为,是遂行战略选择最强有力的先导和牵引。

综观美国海军的四次战略选择,海军战略理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在第二次和第四次战略选择中,表现尤为突出。

第二次战略选择之所以是主动的战略选择,关键在于战略理论发挥了先导和核心作用。应时、应运而生的马汉海权论,客观而深刻地论述了美国要成为海上强国的原因及其所需的条件;美国不仅要拥有保卫海岸线安全的力量,更要拥有一支能在世界大洋范围内运用的大洋舰队;美国还需要拥有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和一条穿越中美洲的运河。马汉的海权论,阐述了新形势下科学的海洋观、海军观和海战观,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结束了长期以来美国海军战略理论缺失的状况,对民众、海军和国家决策层都发挥了重大的理论导向作用。首先,马汉的海权论将海军力量的崛起与美国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海军可以直接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从而使这一理论及时为美国决策层所接受,转化为国家的战略行动,为海军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也大大提高了海军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了战略选择的环环递进,顺利发展。其次,马汉的海权论不但结束了美国海军长期没有战略理论的局面,而且很快取得了海军内部的广泛共识,指导海军进行全方位、大纵深的全面转型,牵引海军由内向型的大陆海军转型为外向型的大洋海军,指导海军确立了优势舰队力量的思想,确立了攻势作战、集中使用、内线作战和舰队决战等战略原则。可以说,马汉的海权论全面奠定了美国海军的战略理论基石,这是美国海军彻底转型的关键所在,也为美国海军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可资借鉴的理论武器。第三,马汉的海权论不仅面向决策层和海军内部,同时也是面向公众的“舆论播种机”。马汉的海权论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和流通,扭转了长期以来美国民众漠视海洋作用的思想惯性,培植和提高了民众的科学海洋观;扭转了长期以来民众贬低海军的传统,重新塑造了国民的海军情结,为海军的大发展塑造了良性的氛围和战略动力。毫无疑问,马汉的海权论是美国海军第二次战略选择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

第四次战略选择是更为积极主动的战略选择,不断更新的战略理论发挥了思想统领的先导作用,确保了海军战略选择的顺利实施。冷战后,美国海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战略需求促动海军积极调整战略概念。相比于第二次战略选择,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出现马汉式的划时代的海军战略理论家,但是海军的决策机制却主动地组织力量,以组织的形式来积极酝酿和更新海军的战略理论,同时美国海军激励广大官兵积极参与学术理论研讨,营造创新战略理论的氛围。这样就进一步缩短了战略理论生成的周期。马汉时期,先是海军战略理论家提出系统的战略理论,接着为海军乃至国家决策层所接受,然后转化为海军的战略决策。冷战后,海军决策机制直接承担了战略理论生成的“孵化器”,同时将战略理论转变为战略决策,这就促使了战略理论更新进程的及时和迅捷。

冷战后,美国海军适时制定、更新战略概念。1992年颁布的“……从海上”决定了未来海军的发展方向。1994年的“前沿存在……从海上”强调了“前沿存在”的战略重要性,为新的战略选择奠定了思想基础。“9·11”事件后,“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的迅速出台,主要解决了未来新型海军的战略能力问题。经过三个阶段性战略调整之后,美国海军及时启动了新海上战略的制定。美国海军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吸纳国内外各方的观点,依托核心团队和组织机构,稳健有序地制定了“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对未来建设以强调国际合作、强调运用“软实力”为主的主导型新海军,起到了强有力的理论先导和牵引作用。

由此可见,完备科学的战略理论是海军实施战略选择的强大思想动力和战略支撑,是海军能发挥战略主动的关键。而战略理论的缺失与陈旧,则是导致战略选择呈现出被动性和迟滞性的主要原因,这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重大教训之一。在第一次战略选择和第三次战略选择中,战略理论的缺失与陈旧是极为突出的。

第一次战略选择时期,美国海军军人被排除在战略决策圈之外,缺乏战略筹划的平台。美国海军主要局限于日常和战术层面的活动,根本无暇也没有能力驾驭海军的战略问题,这就造成了海军战略理论缺失的严重弊端,导致美国海军在战略选择的进程中丧失了战略主动,完全被动地沦为政治家和国家决策层随意玩弄的政治“皮球”。当时,由于海军没有自己的战略理论,不断更替的政府的海军政策彻底主导了海军的走向和未来。因此,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战略选择的进程漫长而被动,海军发展的波折与灾难。

第三次战略选择时期,美国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要求海军适时更新战略理论。早在1954年,哈佛大学着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曾告诫过美国海军,及早适应冷战的战略格局。他认为,海军必须超越马汉学说,把理论重点从蓝水转向欧亚大陆,进而解决危机,也证明自己在适应新形势方面是“灵活机动和富有活力的”。[2]虽然亨廷顿对海军提出了前瞻性的警示,但海军当局并没有给予重视,继续迷恋于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迷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的辉煌和强大地位,没有及时进行战略理论的创新,造成了观念严重滞后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海军在战略选择中方向不明确,应变不灵活,丧失了战略主动。直到里根时期,莱曼海军部长大力重建海军战略,才最终解决了这一战略选择问题。可见,即便战略理论比较健全,但战略理论体系陈旧,没有及时地予以更新,也会带来海军战略选择的重大失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不断创新海军战略理论是美国海军实施战略选择的核心与关键所在,这也是美国海军掌握主动、顺利实施战略选择的最强有力牵引。

六、战略选择的进程显得十分艰难而又曲折

由于缺乏科学的海军战略理论指导,战略选择的动力因素和制约因素经常势均力敌地相互作用,这一时期,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表现出明显的曲折性特征。

独立战争期间,在英国海军的压力下,大陆会议临时拼凑和建造了一些战舰,初创了小规模的海军;独立战争一结束,美国的邦联政府就主动地解散了海军,拍卖了战舰,开始了为数10年之久的有海无军的历史;在北非海盗的压力下,特别是在与英国法国相互交战的情况,华盛顿政府艰难地通过了海军法,重新创立了海军,奠定了常备海军的基石;在与法国准战争期间,亚当斯政府大力推进海军常备化的进程,美国海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组建了海军部;准战争的结束,特别是共和党的执政,又使海军几乎面临覆灭的灾难,北非海盗国家的再次劫掠才暂时缓解了杰弗逊政府对海军的削减;1812年战争宣告了炮艇政策的破产,海军力量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通过战争的教训,使共和党改变了长期持有的对海军的偏见,这才接受了海军常备化地位的现实。

从美国海军发展的动能方面来看,被动性是非常突出的;从其发展的波折历程来看,曲折性的特征尤其明显。外部压力增强或战争期间则加快海军的建设,和平到来,伴之而至的便是海军的解散或削减或倒退。

四、主动发挥海军决策机构的关键作用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高效有力的组织保障

战略选择主体是战略选择的决定者和实施者,直接决定和引导着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与结果。美国是所谓的民主制国家,实行分权制衡的原则。随着历史的演变,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主体也不断发展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主体主要有国会、总统制政府和海军部等。从大的方面来看,国会和政府是战略选择的上层主体,因为国会拥有宣战权和财政大权,总统则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对海军的发展具有决策权。美国海军决策机构显然位于选择主体的下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不断发展,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浮出水面,成为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中层主体。从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主体的构成来看,以海军部为首的海军决策机构处于选择主体的底端,但它是海军全局的直接把握者,是海军战略选择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影响上层、争取战略主动的组织核心,是战略选择流程中的关键所在。从选择主体的角度来看,美国海军战略是选择主体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产物。纵观美国海军历次战略选择,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制的完善程度及主动作为的力度,是在战略选择主体组织群的斗争中,争取主动,力保胜出的组织保障。

在第一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特别是海军官兵基本上被排除在战略决策层之外。海军部组建之前,海军从属于陆军,只是一个临时性、应急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海上民兵”,海军完全是国会和政府任意决策的对象,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因此,海军的解散也就在所难免了。海军部组建之后,海军部成为海军的代言机构,但深囿于军队威胁论的思潮,美国上层对海军的敌视程度很高,因此采取文官治军的原则,文官控制了海军的大政方针问题。而且,当时的海军部文官质量低下,难以成为美国海军忠实代表,往往成为政党政治和国会的“政治玩物”。由于海军决策机构还比较稚嫩,又不健全,难以代表海军的根本利益,不能据理力争地证明海军的地位作用,无奈地在政治的斗争中“随波逐流”,丧失了战略主动,所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海军战略选择的曲折进程。

在第二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的决策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比于第一次战略选择,海军军人影响和参与决策的程度有了大幅的提升。海军军官成为海军部各局的主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海军部的决策。美西战争时期,以马汉为首的三位海军军官组成的战争委员会,负责向海军部长提供战略战术上的建议,进一步提升了海军军人的地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曾直接聘用马汉为军事顾问,并多次提议在海军部内设立海军作战部,为海军战略地位的上升奠定了基础。到1915年海军作战部最终设立,进一步提高了海军的决策机构,使海军部内有了海军军方的代言人,大大健全了海军决策机构的海军化程度,为以后的战略选择奠定了组织基础。此时,海军部深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积极作为,向政府和国会提出发展海军的宏伟计划,大部分计划都得到了落实。第二次战略选择时期,海军决策机构海军化程度的提高和战略决策机构的主动作为,为顺利实施海军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第三次战略选择中,海军的战略决策机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权力日益加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为战略选择的中层主体,战略选择主体的纵深进一步拉大,海军战略决策机构呈现出被“边缘化”的趋势。这一变化是不可变更的客观实际,海军只能更加主动地加以积极适应。遗憾的是,在复杂的战略环境中,海军决策机构却长期滞留于低层次的财政拨款、兵力结构等问题,弱化了战略视野,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没有主动作为以影响国家战略决策层,导致了第三次战略选择的波折和磨难。一直到莱曼出任海军部长之后,海军部才取得了战略主动,并组建了战略研究小组等专门的机构,为不断吸纳下层的建议开辟了途径和渠道,并以官方的形式颁布了美国海军第一份海上战略,争取到了政府和国会的支持,获取了战略主动,赢得了海军的复兴。

对美国海军四次战略选择进行纵向比较,第四次战略选择最为稳健、有序和顺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海军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决策机制和机制的不断革新。海军部和海军作战部充分发挥海军战略决策机制的统领作用,同时将海军学术机构、舰队和相关机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纵横兼备的团队,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战略决策的科学性。海军决策机制敏锐应变,积极作为,及时出台适应新环境的战略理论,在这一方面,海军作战部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这是相比于莱曼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进一步凸显了海军军方在战略决策机制中的地位作用。冷战后,海军决策机制不断进行组织完善和机构整合,以提高决策机制的效能。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构的不断完善和积极作为,使海军的组织效能大大增强,为海军赢取战略选择的主动权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总的来看,冷战后美国海军阶段性战略调整与综合性新海上战略的出台,都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都得到了国家决策层认可,海军决策机构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美国海军的战略决策机构历经演变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体制完备、功能健全、灵活应变的架构。这对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在更大程度上确保了战略选择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总之,海军决策机构是海军的组织核心与海军团体的代言人,海军决策机构的健全程度和作为能力对战略选择进程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七、战略选择的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开拓奠基意义和较长远的影响

1775年到1815年期间,美国面临着欧洲强权政治的战争威胁,时断时续地卷入到欧洲战争的漩涡。在欧洲的高压下,经过长达40多年的争论和较量,美国最终作出了国家应当保持一支常备海军力量的战略选择。特别是1812年战争的教训,以杰弗逊为首的共和党人不但抛弃了原先不要海军的偏见和固执,而且抛弃了炮艇政策的消极防御战略,转而接受了联邦党的海军政策,即炮舰政策和巡洋作战战略。这说明美国的最高决策层对海军的使命、任务及其运用等方面都达成了共识:海军应承担国土防御、港口要塞防御和保护与拓展贸易的使命;海军主要活动的区域是近海;海军的运用方式主要是巡洋作战。这一战略选择的结果几乎影响了19世纪一个世纪美国海军的发展,奠定了美国海军未来70年左右的发展方向,具有开拓性的奠基意义。在以后的70年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国家实力的提高,随着世界海军变革的开展,美国海军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总的来说,主要是局部性的调整,而没有进行过方向性、根本性的变革。直到19世纪末之前,美国海军始终是一支规模有限的以近海活动为主的力量,一直奉行的是以“守土保交”为主的防御战略,主要依靠向有关海区如地中海、巴西海岸、远东海域等派驻分舰队的方式,保护美国的海外贸易。虽然也曾对拉美等小国弱国推行“炮舰政策”,跟随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搞侵略扩张,但海军性质的主流一直是内向型的,以防御为主的。其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第一次战略选择的延续和发展。


[1] Harold &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1776-191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p.92.

[2]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原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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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度重视政党及军种之争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巧妙胜出的重要捷径

美国政府是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来运作的,这就注定了政党政治必然对海军的战略选择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在特定时期会发挥决定性作用。在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中,政党政治绝对性地支配了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与结果。联邦党是亲海军的政党,主张建设发展常备海军,而共和党是反海军的政党,反对建设常备海军。两党在海军政策上的截然分歧,直接导致了海军发展的大起大落和不稳定性。在联邦党执政时期,大力建设海军力量,海军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共和党上台后,又反过来极力否定联邦党的海军政策,大力缩减海军规模,致使海军面临崩溃和肢解的边缘。政党之争实质上是不同地区或不同集团的利益之争。当时的联邦党代表东北部沿海各州及工商业主的利益,共和党则代表内陆、南部各州及农场主的利益。可见,当时的政党之争带有极强的地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倾向。在严峻的政党斗争下,美国海军拿不出证明自己战略地位的理论依据,缺乏应对政党政治斗争的策略,无法取得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长期以来,美国海军只能沦为两党政治的牺牲品,这是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教训。

在第二次战略选择初期,两党政治还是制约美国海军发展的重要战略因素,也赋予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巨大变数。但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和感召之下,秉承了原共和党海军政策的民主党改变了自己顽固的反海军传统,使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基本超越了政党政治的“顽症”,两大政党对海军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战略共识,这才确保了战略转型稳步有序地推进。

在冷战后期的卡特政府时期,政党政治再一次浮现出来,对海军战略选择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主党人的卡特总统上台后,大力否定前任共和党政府的海军政策,极力贬低海军的战略地位,企图将海军削弱为辅助性、支援性军种,引发了海军地位的大辩论。共和党人里根上台后,否定了卡特政府的海军政策,大力恢复海军优势,重新筹划海军的战略运用,最终确定了冷战期间海军的战略地位,完成了战略选择。

冷战后,美国新海上战略的构建过程中,高度重视政党政治的沿革。美国海军极力将新海上战略置于两党政治之外,从国家战略的稳定需求出发来筹划稳定的海军战略,使新海上战略既适应当时共和党政府,又能迎合即将上台执政的民主党政府,从而确保了新海上战略的持久稳固。美国海军的这一做法,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谋略。可见,美国海军在战略选择中,是否高度重视政党斗争会对战略选择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任何国家都永远不可能存在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所有的国家安全需求,也就说,用于防务的财政开支总是有限的。有限的财政开支在不同军种之间分配,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军种间的不良竞争,引发严重的利益冲突,严重干扰军种的战略选择进程。在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中,军种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制约其进程的又一重要因素。海军学会妥善处理军种之争是海军必须面对和处理的又一重大战略问题。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海军是脱胎于陆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海军部成立之前,海军事务是由陆军部主管的,是受大陆军主义严重制约的。当时的陆军极力垄断和维持自己的利益,防止海军从中“分羹”。在这种状况下,海军的发展缺乏稳定性,呈现出起落不定的局面。往往是在海上利益遭受劫掠的压力下,海军才能获得暂时的重视,威胁一旦消除,削减海军开支的“利斧”随之而来。相对而言,陆军的地位是比较稳定的,经历的波折和起伏非常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种之间的竞争呈现出白热化的状态。陆军和新兴的空军都将矛头指向了海军,特别是一度掌握核垄断的空军,他们大力鼓吹“海军无用论”和“核武器至上论”,极力贬低甚至企图肢解美国海军。这个时期,美国海军的生存再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海军只能被动应对,疲于奔命。在这种形势下,亲空军的国防部长路易斯·A·约翰逊坚信在核条件下,海军的“战斗生涯已经结束”,海军只能担负支援性的辅助任务,不能再是一个战略性军种了。他一上台,就大力推行大规模削减海军的计划,结果引发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在这种恶劣的军种竞争的环境下,美国海军主要围绕着预算分配问题同其他军种进行激烈的斗争,难以理性考虑和运筹海军的战略问题,这就严重迟滞了美国海军冷战期间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期出台的海上战略,主动提出要和其他军种联合,巧妙地淡化了军种竞争的问题。海上战略提出该战略是国家军事战略的海上部分,既将海军战略提高到了军事战略的高度,也大大减弱了其他军种对海军的抨击,保障了海上战略的顺利通过和实施。

到冷战后期,美国为了克服军种间的不良竞争,于1986年颁布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奠定了联合作战的法律至尊地位,极大程度上控制了军种间的不良竞争,将各军种共同引向联合作战的高度。冷战后,联合作战条令和理论不断出台,进一步规范了军种间的分工与合作。因此,冷战后军种间的矛盾和斗争才没有冷战时期那么尖锐,那么突出。冷战后,美国海军阶段性战略调整及新海上战略的出台,都充分强调了联合作战,较好地处理了军种关系,这也是战略选择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

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有力证明了,要消弭外在的阻力,确保战略选择的顺畅,必须高度重视政党及军种之争,处理好自身与其他诸方面的关系,这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所揭示的又一条基本准则。

六、力排错误思潮的干扰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避免滞误的先决条件

美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涌现过一些错误的思潮,严重干扰和制约过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这些思潮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显现出极强的影响力和干扰作用,成为影响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在对待错误思潮方面,美国海军经受了许多的磨难,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1775-1815年期间,“军队威胁论”思潮是一股强大的势力,阻碍和制约着美国海军建立、重建与常备化的进程。美国海军长期屈从于这一思潮,没有主动地评估这一思潮,揭示这一思潮的问题和弊端,也未能说明建立海军的独特作用和特殊意义,海军只能在这场不对称的较量中,谨小慎微地活动,难以破除错误思潮对海军战略选择的精神禁锢。

第二次战略选择之前,传统的“大陆主义”思想在国家决策层和海军内部仍是强大的思想“顽症”,这直接导致了海军的严重倒退,使海军堕入新的低谷。一直到马汉海权论出台之前,这一落后的思想还是大有市场,制约着海军新的战略选择。因此,马汉海权论只有在彻底摧毁这一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扎根发展。马汉海权论的出台,深刻揭批了“大陆主义”的弊端,阐释了美国走向海外,走向大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将“大陆主义”这一思想逐出了历史舞台,确立了海权思想的稳固地位。第二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力排错误思潮干扰的举措,大力弱化了选择进程中的思想斗争,确保了战略选择的顺利推进,这是美国海军力排错误思潮干扰的重要经验。

冷战初期,“核武器至上论”和“海军无用论”两种错误思潮大肆泛滥,甚嚣尘上,严重地影响了美国战略决策层的判断力,严重干扰了美国民众的理性视听。针对危及海军生存的“海军无用论”,美国海军奋起抗击,甚至掀起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但批判并不彻底,只是极力避免海军地位的下降,对国家决策层没有产生根本的影响。一直到朝鲜战争的爆发,才以战争的实践暂时清除了这一错误的思潮。到20世纪70年代卡特政府时期,新的“海军无用论”再次蠢蠢欲动,威胁到海军的战略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海军对这一思潮缺乏本质的认识,关键是没有相应的理论来抗击这一思潮,对新形势下海军战略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缺乏应有的理论创新。

相对而言,美国海军对核武器作用地位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一方面,担心空军垄断核武器会进一步恶化海军的战略地位,于是指出核武器的局限性,反对核迷信。另一方面,极力适应核时代,大力推进海军的“核革命”。但是,从实践上来看,美国海军对“核武器至上论”的本质也认识不清,甚至也有随之起舞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揭开“核革命”序幕之时,美国海军在内部也推行“核至上”的政策,贬低和忽视了常规海军力量,没有及时更新常规海军力量,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常规海军力量颓废和陈旧的严重局面。到莱曼部长推行“600艘舰艇”海军时,才彻底改变了海军内部核常严重失衡的局面,基本实现了海军力量的核常兼备,保持核常平衡的态势。

总体而言,在战略选择的进程中,美国海军多次对错误思想认识不清,不能进行有效应对,造成战略选择的滞后,这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过程中的又一重大教训。


[1] 倪峰:“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沿革及思考”,《当代世界》,2008年11月号。

[2] Samuel P. Huntington,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Transoceanic Navy,” U.S. Naval Institute Prrceedings , pp.4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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