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哥空军第一次战术选取的显要特色,越南战

作者:韦德19461188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美国海军还沉浸在辉煌与荣耀之时,突然发现一股强大的反海军势力在孕育和膨胀,甚至危及到海军的存亡。于是美国海军不得不集中力量进行殊死的抗争。同时,为了适应核时代的变化,美国海军进行了大幅度的“核革命”,揭开了美国海军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越南战争后,由于美苏海军力量的消长,世界海洋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围绕着新形势下,海军应充当主角还是配角的问题,美国上层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激烈争论和斗争。而海上战略的出台,最终确定了海军的战略地位,完成了冷战时期海军角色定位的战略选择。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和国内战略环境的剧变,美国海军再一次走到了一个事关其地位作用,甚至生死存亡的战略性十字路口,美国海军不得不进行新的战略选择。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海军历经磨难与挫折,应对着各种威胁与挑战,探索并最终完成了美国海军新的战略选择,这次战略选择进程中凸显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美国海军地位遭贬危及生存

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使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欧洲大陆,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美国历届政府追求的目标。这就注定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陆性,客观上提高了陆军和空军的战略地位,海军的战略地位再次受到严重的冲击。当时,美国国内空军和陆军大肆渲染的“海军无用论”和“核武器至上论”甚嚣尘上,直接威胁到美国海军的生存。

国际战略格局的巨变对美国海军地位的影响

1.冷战战略格局形成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陆性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法西斯势力被彻底摧毁,英法等国遭受重创,已经无法恢复昔日的荣光。而美国却从战火锤炼中迅速崛起,取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以其强大的综合实力影响全世界。随着美国军队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进入了西欧、地中海、中东和远东,进入了争夺全球霸权的时代。但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亚非拉革命浪潮的高涨,使苏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威望和世界地位。美国认为苏联是其推行全球扩张政策的“眼中钉,肉中刺”,遂将苏联视为最主要的战略对手,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

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根据战略形势的变化,逐步确立了“遏制战略”。冷战期间,美国后任的历届政府,虽然都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和美苏力量的对比,对这一战略进行了某些调整,但杜鲁门遏制战略的宗旨却始终得以坚持。

冷战时期,美国奉行的遏制战略是一种 “大陆性”大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卫美国和西方的利益,阻止苏联取得位于欧亚大陆的关键地区,尤其是西欧、东北亚和波斯湾地区的支配权。美苏对峙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美苏两大阵营分别在西欧和东欧各陈兵百万,仅美国就投入了30多万兵力。可见,遏制战略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美国所确立的海洋性大战略,它的战略重点由海洋转向欧亚大陆,特别是西欧地区,是以陆地为主的大战略。这一战略的大陆性,必然对美国的军事战略和不同军种的地位产生深刻的影响。

战后美国推行的遏制战略对不同军种提出了不同的需求,对海军的地位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因为从地缘上来看,战略对手苏联是个深居大陆纵深的大陆国家,美国空军和陆军利用盟国,成为遏制和打击苏联的第一道防线。这样,美国海军第一道防线的传统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

2.世界海洋战略格局的巨变对美国海军的严重冲击

20世纪上半叶的海洋战略格局是多极化的,英法等老牌海军强国极力维持自己的既得权势,新兴的德、日、美等海军强国则力图重新改写世界海洋战略格局,强国海军之间掀起了激烈的海上竞争和战争,其间海军舰队对抗异常激烈。反过来,这种海洋格局进一步促动强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和海军发展。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洋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轴心国德意日海军彻底覆灭,短期内难以重建;同盟国中的法国海军力量遭致致命性的打击,英国海军也损失惨重,已经无法恢复昔日的荣光,只有美国海军经过战火的洗礼一枝独秀,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海军的优势如此之大,以致如果发生战争,它几乎能完全使敌人不能利用海洋,而自己却能独霸海洋。

从冷战对抗双方的海军力量对比来看,美国海军是当时最为强大的海军力量,而战略对手苏联的海军力量还非常弱小,还是一种近岸防御性的海军力量,难以对美国海军的制海权构成威胁。称霸世界海洋的美国海军没有了战略对手,马汉提倡的舰队决战也不可能发生。没有了海上对手,进攻性的海上控制还有用吗?海军不再处于美国命运的中心地位了吗?海军如果丧失了独立的战略使命,就可能被降低为运输和护航部队,至多是一支辅助性军种,这些问题困扰着美国的海军军官。[1]美国海军的出路在哪里,美国海军又一次走到了一个新的战略性选择的十字路口。

国内战略环境的变化危及海军生存

1.武装部队体制改组对海军地位的威胁

战后初期,美国公众迫切要求裁减军队,严格限制军事开支,再加上杜鲁门总统对美国空前强大的军事实力充满信心,于是战后海军的裁减也就不可避免了。到1946年6月,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总数从战时多达340万人削减到113.9万人。事实上,对美国海军地位威胁最大的还不是战后的削减,而是陆军和空军对海军军种地位的威胁,特别是空军。

战后,将三军统一起来的观念日渐盛行起来,并为此展开了为期两年的联合作战大讨论。人们认为合并的做法可以节约军费,既避免重复建设,还可以解决不同军种之间不协调的问题。当时盛行的军事学说是,军队功能的专业化和指挥的集中化。军界决策集团一方面鼓吹军种的联合,另一方面又提倡军种应当按照武器及其作用来进一步分工。此外,为了击败华约大规模的进攻,空军逐步将其作战原则与陆军的作战原则相结合。鉴于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以及远距离空军的出现,有人认为美国海军已经失去了作用。美国海军首次在谁是美国第一道防线的问题上与空军发生了冲突。一些人确信,与新式空军相比,海军已经丧失了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当时的陆军和陆军航空部队大力赞成联合,而海军则极力阻止这一做法。陆军倾向于联合是企图统一指挥三军,陆军航空部队倾向于联合是企图使自己有相对的独立性。按照军种的功能来划分,陆军是制陆、海军是制海、陆军航空部队是制空。因此,陆军航空部队应当接管航空母舰上的空中力量、陆军应当接管海军陆战队,成为一种舆论。

在他们看来,战后的苏联是唯一的劲敌,而苏联身居大陆内部,也没有一支进攻性的舰队,所以在未来战争中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海战。海军应当放弃其作为国家第一道防线的任务,将其交给陆军。在他们看来,未来的战争将是空中原子战,海军的使命随之消失了,进攻性的海上控制学说也过时了。因此,海军力量应当被取缔或转移,海军应当回归到马汉之前的巡逻任务上去。在未来的战争中,海军只能是一个支援性的军种。陆军空军部队和国会的一些议员们认为进攻性的海军已经过时了,甚至提出了更为尖锐的质疑:“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支海军?”。空军将领小弗兰克·A·阿姆斯特朗甚至狂妄地宣称:“各位先生,希望你们能明白,空军再也不愿作为一个从属的兵种而存在了。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不在乎,空军不仅在战时是主力,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是主力。……空军即将称雄于天下。而海军,除了几艘航空母舰之外,什么也拿不出来,就是那几艘航空母舰,也很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被炸沉,因而毫无用处。至于说到海军陆战队,那只是一支小小的不像样的陆军部队,只不过会说些古里古怪的海军行话而已。我们将它们编入正规的陆军,并从中培养出有用的士兵。”[2]

海军担心合并将意味着自己整体的被肢解,将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成为陆军和陆军航空队的附属品。海军部长福雷斯特鲜明地指出,战略轰炸,不论是原子轰炸还是常规轰炸,都不能赢得一场大的战争,特别是同一个大陆强国发生战争时。要占领某一地区,必须要动用陆军,而将陆军部队运送到战场,并保持补给,这两项任务都需要海军来实施;“大规模报复”理论过于教条,缺乏灵活性。另外,他反对陆军提出的只设一位参谋长的观点,力主保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制。时任海军作战部长的切斯特·尼米兹对“一体化构想”表示出强烈的反对。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大批海军将领和海军派议员都对杜鲁门的议案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在这场大讨论中,空军制胜论成了报纸上的主要新闻。美国公众对战略轰炸的观点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经过激烈的争论,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它为统一领导提供了依据。该法案于1947年7月26日正式签署。组建了统一的国家军事机构——国家军事部,国防部长领导国家军事机构——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国防部长成为内阁成员,而各军种部长都低于内阁成员级。陆军航空部队达到了它长期追求的目标——脱离了陆军成为独立的军种。海军通过对国会的游说,也终于保持了自己的完整,海军陆基反潜飞机不并入空军,陆战队也将永远保留,海军取得了部分的胜利。

2.“核武器至上论”与“海军无用论”甚嚣尘上

、9日,美机向日本的广岛、长崎相继投放了原子弹,加快了日本败亡的进程,也标志着毁灭性的原子武器登上人类战争的舞台。于是,美国国内迅速兴起一股迷信核武器的强大势力,他们信奉“核武器至上论”。与“核武器至上论”相伴而生的是“海军无用论”。鼓吹这两种论调的人士认为,原子战争将是未来战争中迅速取胜的廉价方法,海军在未来的原子战争中没有用武之地。

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把原子弹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开始怀疑是否还有必要维持强大的海军舰队。据他们看来,在原子战争时代,快速航空母舰特遣舰队易受敌人空中轰炸,而且航空母舰上的小型飞机也无力运载原子弹,而实施原子轰炸的战略任务只能由空军来负责。甚至有些战略家也对海军在未来战争中是否还能起重要作用产生了高度的疑虑。

反之,美国人开始把运载原子弹进行战略空战的空军看作是国家的首要防御力量。1948年,“空军政策委员会”和国会组织的另一个类似的委员会声称,以核报复相威胁是美国国防政策的基石。由于核弹头的洲际运载系统可能突破企图拦截它们的防空系统,所以,一支常备不懈的进攻性空军部队对于从一开始就遏制战争是必不可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1948年和1949年批准的联合应急作战计划中,也主要强调使用核武器打击苏联的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目标,特别是石油与电力工业目标。1949年政府内部就如何使用核武器成为可靠的威慑力量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显然,最终的结论是扩大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规模并提高其效能。

曾经指挥空中力量轰炸德国的卡尔·A·斯帕茨将军露骨地扬言:“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保留海军?我们保留海军的唯一理由也许是某些国家还保留着海军,而苏联只有一支小海军,或者说简直没有什么海军。我们确实不需要再把钱浪费在海军身上了!”[3]1946年3月,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究竟为什么还要一支海军呢?…显而易见,除了空军之外,现在已没有敌人需要海军与之作战。”

战后初期,武装部队诸军兵种极力在国会和公众面前为自己辩护。在这一进程中,空军确实拥有王牌,其轰炸机是投掷毁灭性原子弹的最有力工具。空军加紧研制B-36式洲际战略轰炸机,并于1948年正式向空军交货。B-36战略轰炸机的成功研制是对海军坚持海外基地重要性的一个沉重打击,打破了战后诸军兵种间的力量平衡。

1947年12月,由托马斯·K·芬勒特负责的空军政策委员会建议,在1950年之前,空军要拥有70个飞行大队,其中要包括5个B-36大队。但由于预算的压缩,批准空军只能建设55个中队,允许海军开始建造一艘超级航空母舰以运载携带原子弹的飞机。海军和空军就各自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空军唯恐丧失战略轰炸和运送原子弹的垄断权力,于是尖锐地指控海军发展战略轰炸机和超级航空母舰是想抢夺空军的特殊使命。这使得军种之间围绕其战略、作用和资金所进行的角逐,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决定举行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以规定各军种的任务。在1948年3月召开的三军参谋长基韦斯特会议上,产生了一个重复传统的协议,它指出空军的主要使命是制空、海军的主要使命是制海,而陆军的主要使命是打败敌人的地面部队,由此产生的9950号行政命令宣布:“……每一个军种还有第二位的职责,即其武装部队要被用来支援和补充其他军种……,例如,战略空战一向是空军的主要职责,而海军为了达到某次海战的目标必须采取空中行动时,也可以把这种行动作为一项主要职责…海军将不受禁止地攻击任何目标,不管是内陆的或者是不是内陆的,只要这些目标对于完成其战斗任务是必需的。”[4]根据这一说明,海军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原子武器,而且也可以继续进行8万吨级航空母舰和高空飞机的研制,至此,空军的核垄断地位被打破。海军终于获准建造1艘能起降载原子弹飞机的超级航空母舰“美利坚合众国”号,1949年4月18日动工建造。这使空军非常气恼,于是空军部长斯图尔特·赛明顿在参议院三军委员会上重新提出了70个飞行大队的计划。空军参谋长斯帕茨将军也声称这是空军“最低限度的空防。”

1949年4月出任国防部长的路易斯·约翰逊是空军至上论者,是强硬的反海军主义者。他认为只要建立一支陆军和核空军就足够了,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应当分别并入陆军和空军中去,海军应当被改造为一支辅助性的海上支援部队,甚至都可以取消。他甚至对海军上将理查德·L·康诺利说:“将军,海军快没有用武之地了……没有理由要保留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我们再不会有两栖作战,陆战队没有必要存在了,今天海军能做的事空军都能做,这样就可以取消海军了。”[5]

经杜鲁门总统的同意,约翰逊开始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伺机进行报复。交锋的对象就是1950财年的国防预算。杜鲁门总统把该年度国防预算最高限额规定为144亿美元,这个数字大大低于三军参谋长联合提出的214亿美元的预算。尽管三军一致反对这种大幅度削减预算的做法,但由于当时陆空军对海军的这种新的2:1的态势,海军也就因此成了一个最大的削减对象。在这方面,占优势的是空军。它的那个可能对苏联城市发动一场空中核进攻为基础的防御战略得到了最强有力的支持。约翰逊部长以预算为名,下令立即停止建造已铺好龙骨的超级航空母舰“美利坚合众国”号,将这笔造船经费转用于购买大批的新型洲际战略轰炸机B-36上去。还将现役航空母舰的总数由8艘减至4艘,将舰载航空兵大队由14个减至6个,给海军航空兵以致命的打击。这不但威胁到美国海军的战略地位,甚至直接威胁到了海军的生存问题,引发了美国海军的强烈反抗。

一、世界海洋战略格局的新变化与美国海军角色的争议

在新的海洋战略态势下,美国海军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问题,再一次成为美国决策层争论的焦点。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极力恢复海军的优势地位,而卡特政府则极力将海军地位加以弱化。

美苏海军力量的消长与世界海洋战略格局的新变化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海军力量日益呈现出老化和衰退的趋势。越南战争进一步恶化了美国海军的状况。战争时期,大量的经费都用到了应付战争需要上,海军现代化处于停滞状态,造舰计划受到严重干扰,许多舰艇均已过时而不得不大批退役,海军实力,特别是常规海军力量急剧下降。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被国防部长办公室的反海军倾向所征服,批准了削减舰队的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即从1969年的950艘舰只锐减至1975年的505艘,其中航空母舰从当时的24艘减至13艘。美国单方面削减海军力量的举措,进一步加快了海军力量的退化,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海军霸主地位。

与此同时,苏联的水面舰艇和潜艇部队却大大发展起来,与美国海军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蒙受了美国海军羞辱,不得不从古巴撤回导弹。正是这一事件使苏联领导人认识到海军力量的重要性,从1965年开始,苏联政府大力建造远洋舰艇和各种远洋支援舰船,加快了从海岸防御部队向远洋作战力量的转变。在戈尔什科夫海军司令的积极倡导下,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海军发展成为一支能在世界各大洋向美国海军挑战的远洋进攻性力量。从1960年到1977年,苏联海军舰艇总吨位大约从160万吨增至333万余吨,拥有主要作战舰艇524艘,其中潜艇占334艘,水面舰艇占190艘,其数量超过了美国海军,总吨位约为美国的90%。

随着远洋海上力量的增强,苏联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陆上”强国,它开始利用海军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苏联海军积极推行炮舰政策,在中东、波斯湾地区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形成严重威胁。苏联在古巴、越南、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和安哥拉等地设置了海军基地。这些情况严峻地表明苏联人已经准备用他们的海军实力,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

针对苏联海军增长的强劲势头,关于苏联海军的规模、能力以及任务的辩论在有关现代海上力量及其使用的文献中占了很大部分。海军作战部长霍洛韦上将于1970年指出:“有三点应予强调。第一,在最近十年中,苏联海军建设的速度比美国高三倍;第二,日益壮大的苏联海军越来越使人感到它在远离苏联的地区的影响;第三,美国及其盟国对海上交通线的依靠更甚于苏联及其盟国。当人们考虑到为不使对方拥有控制海洋的能力所需要的投资,远比防止对方不让自己使用海上交通线而必须拥有的控制海洋的能力所需的投资更少,那么我们对这些海上交通线的依赖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了。……今天,对于苏联在那些涉及我们国家切身利害关系方面的威胁,我们仅保持着微小的优势。人们所关注的是未来,因为美国海军能力的发展趋势是走下坡路的。”[1]

苏联海军的崛起,结束了美国海军独霸海洋的局面,开始了美苏争霸海洋的历史。苏联海军在海上和水下对美国海军的威胁日益增大,它迫使美国重新考虑控制海洋的战略意义。美国海军发现,使用海洋的自由遭到了严重的限制,制海权再也不是美国所独占的了。美苏海军力量的消长,彻底改变了世界海洋战略格局。

复兴海军优势地位的萌动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海军力量的消长趋势,在美国引起相当广泛的争论,甚至惊恐。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国会和其他地方进行的有关美国海上力量未来的辩论中,总是以对比两国海军的编制和发展为开端,美国海军的衰落和苏联海军的发展,在许多人看来似乎预示着美国海上霸权的结束和美国最后一道防线的失效。这是美国对海上力量未来产生新的忧虑的主要原因。

1.“现实威慑战略”对海军发展提出的新需求

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不得不重新调整军事战略,提出了“现实威慑战略”。 “现实威慑战略”在准备打核战争的同时,更加强调打常规战争,以常规战争为主要作战样式。据此,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都强调建设强大的常规力量,将常规作战指标和建军指标由“两个半战争”降低为“一个半战争”,以应对欧洲常规大战以及其他地区的小型冲突作为制定战略计划的基础。

在对欧洲发动一场“正式”战争的能力需求上,海军的主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欧洲的冲突方案继续以相当持久的军事斗争为中心,就必然要求对北约的南、北两翼做有效的再补给和投送力量,那么海军控制海洋的任务显然就是最重要的。尼克松政府推行的新战略要求海军具备控制海洋能力和力量投送能力。福特政府也认为,控制海洋和投送力量是20世纪末海军力量结构计划和发展的基础。[2]

出于对海军日趋衰落的关注,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后用了2年时间,对美国海军兵力结构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最终形成了一份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备忘录要求重建海军,使它拥有大约600艘舰艇的海军力量。

2.新海军战略构想的酝酿

美国海军提出了与“现实威慑战略”思想一致的海军战略构想:在亚太地区尽早结束越南战争,削减地面部队,维持和加强一支以海、空军为主的机动力量,通过与日本、韩国及东盟国家的合作,牵制苏联在远东的力量。在欧洲,一方面通过与苏联实现缓和,争取双方裁减驻中欧地面部队,以缓解该地区的对峙局面;另一方面,加强海军力量,以保卫北约南北两翼的安全,封锁苏联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的出海口,保障北大西洋通道的畅通。这种战略构想实质上是一种突出海洋和海军在“现实威慑战略”中作用地位的主张。它得了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海军作战部长詹姆斯·霍洛韦在1976年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提出:“显然,不仅是敌人对美国的进攻,就是美国对其盟国的支援也必定是海外作战。实质上,我们的前进战略是把海洋当作我们防御的屏障和在海外扩大我们影响的通道。”[3]

美国海军总结出了四项明确的战略任务:战略威慑、控制海洋、投送力量和显示力量。霍洛韦上将把这些任务归并为两项相关的任务:控制海洋和投送力量。控制海洋不仅对于海军,而且对于整个防务体制也具有突出的重要作用,因为人们认为它是“海军执行所有其他任务和其他军种的一般任务部队执行大部分持久的海外作战的前提。”另一方面,投送力量既包括运用从战略潜艇到海军炮火等各种形式的作战能力,“从海上投送力量”,也包括派出海军到近海将政治影响扩展到那里。

美国海军积极要求实施大规模的“舰队现代化计划”。 1977年美国海军还提出了着名的“600艘舰艇”的设想,即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使舰只总数达到600艘的计划。美国海军现代化计划的目的,是要大大加强海军同苏联海军作战的能力,加强控制海洋与投送力量这两项任务的联系。

海军在全球战略中作用地位的大论战

正当美国海军的发展有所回升,并试图大干一场的时候,1977年卡特担任了美国总统。他虽然继承了尼克松、福特的“现实威慑战略”,但是关于海军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任务的看法,却与尼克松、福特政府截然不同。

围绕着美国海军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美国海军的建设方针问题等,在卡特政府内和军方首脑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卡特政府对海军作用地位的基本看法

第一,海军在未来的欧洲战争中毫无用处。卡特政府中以国防部长布朗为代表的军政头目认为:未来的欧洲战争将是一场“速决战”,战争最可能爆发的地点是中欧。卡特政府在关于各军种五年指导方针的报告中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生的意外事件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近期目标是保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一次闪电战的头几周里不被压倒,我们将优先把我们的人力物力投入和使用在这个目标上……当这一保证有了适当的把握时,我们将转而研究为了能同华沙条约国作战。”[4]在未来的欧洲速决战中,战争初期基本上依赖陆、空军,海军难以发挥作用。美国压缩战略核部队和海军,重点增强长驻欧洲的陆、空军,并在前沿储存大量作战物资。将来战争的增援主要靠空运,靠海军的海运是来不及的、不现实的。

全神贯注于北约与华约冲突爆发的最初几天,可能使海军制定力量结构计划的传统出发点(也就是说,在大西洋控制海洋是美国海军最基本的任务)的重要性明显下降。国防部长布朗及其参谋机构甚至断定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不再是美国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卡特与里科弗认为,除了核潜艇之外,海军并没有其他什么用武之地。原先担任过空军部长的布朗毫不掩饰地坚持他的观点:海军只有二等使用价值。鉴于苏联的舰队和陆基航空兵不断加强,美国海军若通过海峡到苏联附近的挪威海和地中海等地对苏联和东欧陆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话,必将冒极大风险。海军保护北约南北两翼并对东欧华约国家及苏联本土进行海空反击的传统战略已经过时。因此,海军的任务只应集中对付欧洲之外的地区性危机,以及平时“显示力量”。

卡特政府的上述战略思想与尼克松政府时期提出的海军战略构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在卡特政府的战略思想中,海洋和海军的作用地位被降到了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地步。卡特政府的战略思想导致了海军军费的再次削减和海军实力的再次下降。

第二,控制海洋是海军的首要任务。卡特政府认为,今后“美国海军压倒一切的主要任务就是‘控制海洋’,即保持海上交通线的畅通。”[5]因为苏联是美国的主要作战对象,欧洲是主要战场,地面部队是主要的作战力量,海军除了保持一支核报复力量,遏止全面战争的爆发之外,更主要的是掌握制海权,确保海上航道的畅通,以保障美国及其盟国地面部队在欧洲可能爆发的战争中击败苏联。根据他们的欧洲战争方案,海军“执行……在开战约30天后出现的重要补给任务。”[6]卡特一班人认为海军进攻战将会牵制美国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即便能在海上击败苏联,也不可能削弱苏联的战争力量,而且,对苏海、空军设施的袭击可能导致战争初期的冲突进一步升级。

此外,鉴于美国所需要的石油有45%靠海运输入,所以“控制海洋”对美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7]特别是北大西洋、地中海和西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卡特政府试图给海军重新确定方向,使海军放弃它历来对投送力量的看法,特别是对苏联投送力量的看法。由海军部队进行的投送将仅仅限于危险较少的地区,在那里使用不那么昂贵的常规动力的舰艇就行了。

第三,海军应向“配角”型方向发展。对海军作用地位的看法问题必然直接影响到海军的建设方针问题。在建设多大规模的海军,以什么样的速度建设海军和建设什么样的海军问题上,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以国防部为代表的军政首脑主张海军主要执行“控制海洋”任务,是未来欧洲战争中的“配角”。 他们大都主张收缩海军的全球任务,放慢海军建设的速度,把海军建设的重点放在提高“控制海洋”的能力上,并以此为根据来确定今后海军建设的规模和舰艇数量。

当时,苏联海军的基本任务是摧毁美国的大型航空母舰,而大型航母越来越易受攻击。而且“当前的海军实力足够担负今后若干年的任务”,“美国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能把更多的资源消耗在扩充舰队方面。”[8]国防部长布朗明确表示:今后10年内美国海军舰艇不能达到600艘,海军有450艘左右的舰艇就足够了。他还强调:“除了海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力量外,美国要把海军变成一支控制海洋的主要力量”。[9]为此,海军不应该再发展大型航空母舰,因为大型航空母舰目标太大易受攻击,而且,花钱太多。海军“控制海洋”的任务很重,要控制的海域极其广阔,需要很多舰只,所以不能把一半的造舰经费花到几艘航空母舰上,要把航空母舰的经费用于建造制海用的一般水面舰艇和潜艇上,建造2万多吨的小型航空母舰,搭载垂直与短距起降飞机就可以了。

他们认为,小型常规动力航空母舰主要是在公海活动,用于执行控制海洋的任务,而不是在距苏联空军基地1000至1500海里内的高危险区活动,即不在挪威海、波罗的海、东地中海、日本海和西太平洋的大部分海域活动。人们设想总有一天,这些高危险区会扩大,把北大西洋的一部分和中太平洋以及西地中海也包括进去。为小型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在它实际活动的地区所设想的任务,“并不要求有大量的进行攻击的飞机。它将侧重于空防,同时提供足够的进攻能力去对付部署在公海的苏联水面舰艇。控制海洋的任务所需要的飞机数量较少,这就使建造小型航空母舰有了可能。由于对这些舰只的攻击任务不那么强调了,就排除了对核推动力的需要。”[10]而把侧重点放在空防上,反过来则意味着“宙斯盾”发射平台的登场。

对陆战队来说,两栖部队应削减为一支。为使官方理论与海军的削减现实相一致,1978年布朗的参谋班子甚至命令海军作战部长霍洛韦上将停止使用“海上优势”这个术语。

针对苏联潜艇对美国海上交通线的威胁增大,今后要继续大力改进海军的反潜作战能力,积极研制反潜舰艇和反潜武器系统,并准备采用载机量小的舰只,发展成本小、比较机动的小型航母以代替大型航空母舰,加强舰艇对付苏轰炸机和导弹攻击的防御措施。

2.海军及海军派的强烈抗争

第一,海军应主要承担“投送力量”的任务。卡特政府贬低海军的思想和实践,激发了美国海军将领及他们在国会内外的支持者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从海洋、海战场和海军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地位等方面,批驳了卡特政府的观点,指出:美国是个“世界岛屿”,它的71种主要原料物资中就有68种依赖于从国外进口,进出口贸易总额的99%由海上运输;美国之所以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导,全靠“海上实力”;美国与43个国家的政治、军事上的联盟,也取决于能否控制海洋航线。在苏联海军日益增长的威胁面前,美国必须维持一支“世界第一”的海军。

关于美国海军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主要任务问题,海军及海军派们认为:美国海军在与苏联海军争霸全球的斗争中,应主要承担“投送力量”即积极进攻的任务,即从海上对陆上目标进行核威慑、空中打击、炮火袭击或由舰队与陆战队实施两栖作战,要为未来战争的胜利起到直接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保卫海上航道”。在未来战争中,“一支‘保卫海上航道’的海军不能使苏联受到威胁,不能防止失去挪威或在政治上失去冰岛”,“不能使地中海不受苏联的威胁”,“把海军的进攻性打击力量变成活动量小的护航力量,就会把主动权交给苏联。”他们指责政府“计划把海军在今后冲突中的行动主要集中于保持海上航道畅通,限制了海军进攻苏联本土的任何作用。”[11]他们还援引马汉的观点:“把海军当作单纯消极防御工具的主张是错误的”“令海军放弃进攻,等于放弃其最有效的成分。”[12]海军指责卡特政府的海军政策将使海军的作用降低为一支普通警察部队的作用。

第二,海军应充当“主角”,确保大型航空母舰的核心地位。海军将领们认为,未来欧洲战争中,海上力量仍然是维护美国利益的主要力量,是“主角”。他们大都认为:海军要准备介入中东、波斯湾、西太平洋等地区的地面战争,就必须继续发展海军的“投送力量”能力。为了抗衡苏联日益增强的海上力量,必须加快发展海军的速度,若按当时每年造舰13艘的速度,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海军的现役舰艇将只有不到450艘,这将使美国海军处于难以完成任务的“危急状态”。为了保障海军任务的完成,美国必须提高造舰速度,每年应造30艘,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海军应具有600艘舰只的规模。

他们还坚持认为,航空母舰仍是海军打击力量的核心,是美国海军除导弹核潜艇以外唯一可与苏联庞大的潜艇和水面舰艇抗衡的“王牌”,是美国对苏联海上优势的象征。海军作战部长霍洛韦上将指出:“航空母舰容易受到攻击,但我们的其他水面舰只也同样容易受到攻击,而且,如果没有航空母舰,我们的所有水面舰只易于受到攻击的程度要大得多。如果没有航空母舰,我们认为,我们就要退回到海岸警卫队式的海军时代。我们也无法把主力部署到公海上去,并在那里作战”。[13]海军认为,航空母舰在一般任务部队结构中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它集海上空中力量所特有的作战特点——机动性、全面的支援和灵活性于一身,这是任何别的一般任务舰只或舰群所达不到的,而且,美苏海军之间的当今能力上的差距是由航空母舰决定的。海军作战部长霍洛韦上将早就提出,以4到6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为中心建立一个能胜任一般任务的力量结构。

因此,他们坚决主张继续建造尼米兹级大型核动力航空母舰。他们还认为,大型航空母舰虽然造价高昂,但“要比小型航空母舰作战效率高”,大型航空母舰不仅是“投掷力量”而且是“控制海洋”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在目前美国海外基地减少的情况下,航空母舰更有着其他舰只所无法代替的作用。目前,苏联与美国在潜艇、巡洋舰和驱逐舰等方面旗鼓相当,仅仅在航空母舰方面美国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大型航空母舰力量体现对苏的海上优势,至少要保持12艘大型航空母舰,这是美国在海上展开兵力和海上航道畅通的重要条件。在航空母舰的舰载机方面,他们也主张发展战斗力较强的常规起落飞机。在舰只的核动力化方面,以美国海军核动力之父里科夫上将为首的一些海军将领们和国会支持者们,积极主张大量发展核动力舰艇。他们认为:核动力舰艇在速度、续航力和火力等方面大大优于常规舰只。当前美国海外基地缩减,加之油价高昂,存在能源危机的威胁,海军舰艇应采用核动力更有新的意义。

以上两种意见争论的实质,在于对海军在未来战争中作用地位的看法问题。若把海军的主要任务看成是“投送力量”,则海军在未来战争中将独当一面。若把海军的主要任务看成是“控制海洋”则海军在未来战争中只能起配角作用,不可能在主要战场上直接发挥重要作用。美国的海军部长和海军将领们主要持前一种意见,而卡特的政府官员们主要持后一种意见,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强调:“除了海军的核弹道导弹潜艇力量外,美国要把海军改变成为一支控制海洋的主要力量”,他甚至认为可以缩减核导弹潜艇部队,以保证海军完成“控制海洋”的主要任务。[14]

产生以上两种思想对立的原因很多,从政治上看,是美苏既争夺又缓和的结果;从军事上看,越南战争后,美国公众对于大规模持久干涉所持的怀疑态度明显地增大了,这从根本上弱化了政治领导人的力量投送思想;从经济上看,是财力不足的缘故。这两种思想的斗争具有与美国海军历史上“积极论者”和“消极论者”相类似的性质,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新的内涵和表现罢了。

一、战略选择的方式呈现出思想准备与理论指导的严重不足

战后初期,美国海军痴迷于海战中取得的空前胜利,对自己的功劳津津乐道,对战后国际格局和世界海洋格局的骤变,对战争时期转向长久和平时期,对国内日益滋长的“核武器至上论”和“海军无用论”思潮,却缺乏应有的思想、理论准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或根本就难以考虑到所有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和严重问题。当问题发生后,又没能针对性地提出适应新环境的海军理论,也没有对马汉的理论作及时的更新与发展,只能是疲于应付。这是导致战后美国海军在第三次战略选择来临之际,显得手足无措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美国海军自身缺乏应有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是美国海军在新的战略性十字路口迷失方向的根本原因。

早在1954年,塞缪尔·亨廷顿就针对美国海军适应冷战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跨洋战略”思想,提醒美国海军应当加强战略理论问题的研究。他警示道:“一个军种的立根之本在于其推行国家政策中的作用,对军种作用地位的阐释可以称为战略概念。……如果一个军种没有这样的概念,它就会失去目标,必然在大量的相互冲突和矛盾的目标中颠来倒去,那退化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海军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新的战略概念。”[1]针对当时的战略环境,亨廷顿认为美国海军必须超越马汉的学说,把理论重点从蓝水转向欧亚大陆,进而解决危机,证明自己在适应新形势方面是“灵活机动和富有活力的”。但美国海军没有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没有发展相应的海军战略理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后期,美苏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而美国转入战略被动。与此同时,苏联强大的远洋海军力量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苏联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威胁到长期以来美国独霸海洋的局面。在这一新的战略环境下,美国国内针对海军在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地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残酷的斗争,美国海军在新一轮的博弈中,没有统一的战略理论,缺乏应对新形势的思想武器,导致了卡特时期海军的大幅度削减和海军地位的衰微。

这种缺乏海军战略理论指导的严重问题,一直到里根上台后才得以根本的改观。莱曼海军部长从重建海军战略入手,提出了“600艘舰艇计划”和“海上战略”,从高层统一了海军的战略理论和战略思想,提高了海军的战略地位,最终完成了冷战时期的战略选择。

二、美国海军的生存抗争

国内外战略环境的变化,严重地威胁到海军的地位,甚至生存。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美国海军不得不奋起抗争,并努力寻找新的出路。

国防部长约翰逊大力压缩海军的政策,引起海军将领的无比震怒。海军作战部长路易斯·E·登非尔德立即以辞职作为抗议。海军将领们认为,约翰逊的这一行径是空军破坏未来海军发展前途的一个举措。而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海军也处于被压倒的地位,经费也遭到削减,甚至要取消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为打击空军的武器发展计划,海军任命阿利·伯克秘密组织了一个名为OP-23的特别办公室,主要负责制定争夺美国国会和公众支持的计划。同时,以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W·雷德福为代表的海军高级将领,开始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掀起一场更大的风波,即着名的“海军将领造反”。1949年10月3日,约翰·G·克罗姆林海军上校发表了三位海军将领的秘密评论,批评了约翰逊对空军的B-36战略轰炸机和海军飞机采取的不公正做法,认为海军正在被剥夺进攻能力,而这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一时之间,舆论大哗,众议院三军委员会仓促组织调查。在调查时,以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W·雷德福上将为首的海军军官,对约翰逊的政策和B-36战略轰炸机计划进行了抨击。

正当海军将领造反之时,1949年10月,苏联爆炸了核装置,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海军将领们利用这些事件,提出海军的战争观,指出美国在核相持时代必须既准备打原子战争,又准备打有限战争。不能肯定下一次战争必将是全力以赴的核战争,也不能肯定假想敌就只有苏联一个。

在调查会上,阿瑟·W·雷德福上将断言,购买B-36战略轰炸机是“十亿美元铸成的大错”,[6]攻击整个空军把战略集中在原子歼灭之上。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空中力量的战术价值远远大于其战略价值,因此,空军忽视战术飞机的做法已经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海军的高级将领,如金、哈尔西、尼米兹和金凯德等,都赞同雷德福的观点。海军将领们认为,B-36战略轰炸机的技术性能是有局限的,很容易为苏联新式的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所击落。同时,由于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结束了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再奢谈原子战争就是愚蠢之举。海军上将雷德福指出:“在计划进行一场战争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其后的和平……,一场歼灭战争也许有可能导致一个付出极大代价而取得的军事胜利,但是从政治和经济角度看它是愚蠢的。”[7]

虽然海军的观点并没有动摇正在美国大肆蔓延的核迷信思想,没有能够改变约翰逊的基本预算方案,也未能扭转国会对陆军和空军的盲信,最后削减预算仍维持原案。但是,B-36战略轰炸机计划被削减了,尤其重要的是,海军将领们的反抗,让公众注意到了海军的困境,对空军的主张有了一个恰当的看法,而且暴露了冷战时期的基本战略中存在的问题。陆军和空军的作战方案都是建立在下一场战争将是全面的核战争的推论之上,假想敌人也只是苏联。而海军的主张则是:美国在核相持时代必须既准备打有限战争,又准备打原子战争。[8]

显然,在这场事关海军前途的争论中,空中战争的拥护者获得了胜利,自此,战略空军在美国武装力量的发展中已经占据了首位。

朝鲜战争对美国海军战略地位的影响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再一次挽救了濒于危境的美国海军。在朝鲜战争中,海军完全控制朝鲜海域的制海权,承担了繁杂的任务:对岸袭击,舰载机发动的对陆攻击,对地面部队进行低空火力支援,两栖作战,战略性转折战役仁川登陆作战更是海军的杰作。此外,海军在疏散军民和后勤支援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朝鲜战争中,美国海军以其战略机动性支持了美国的政策,为美国发挥国际影响提供了力量基础。

朝鲜战争中美国海军的业绩严厉回击了海军无用论,推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关于国家实力的观点,特别是路易斯·约翰逊的臆想:两栖部队、航空母舰、海军陆战队,甚至连海军都已经过时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保卫美国利益所需要的是几个携带原子弹的B-36轰炸机中队。朝鲜战争证明了这种完全建立在大规模报复手段基础上的战略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时也暴露出作为冷战时期大战略一部分的空中力量的局限性,而美国大陆型大战略始终是与战略轰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朝鲜战争使美国决策当局对海军的地位进行了重新认定。在核时代,美国海军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依然很重要。这对保持和提高海军在核时代的作用地位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朝鲜战争也使美国海军对制海权的作用有了更新的认识:制海权能赢得有限战争;制海权是美国对世界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正如尼米兹所说的:“我国凭借海上力量以获得对外的影响,靠手中的制海权以保持这种影响。没有制海权,我们将被限制在本洲的边界之内。”[9]战后,伯克上将也指出:“另外一个经常被人们遗忘的简单的事实,即我们在那里有绝对的制海权。它在朝鲜从未遇到挑战。如果制海权稍稍受到挑战……朝鲜将会很快失陷。”[10]

朝鲜战争不但引起美国武装力量统帅部重新考虑军事理论中的一系列原则,其中包括如何进一步发展海军的问题,也促动了海军重新考虑力量的均衡发展问题。海军中将乔伊在总结朝鲜战争时说:“我们再一次确信,并没有一种快速的、轻而易举的、廉价的方法去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按比例发展各军种……在这方面,美国海军从朝鲜战争中吸取了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忽视扫雷布雷舰艇和海军航空兵的作用。仁川和兴南再一次……强调了迫切需要登陆部队。”

朝鲜战争对美国海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现役舰艇已经缩减到671艘,到朝鲜战争结束时,海军的现役舰艇增至1129艘,海军力量获得了大幅度的跃升。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战争驳斥了海军无用论的论调,有力证明了海军的战略地位,遏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海军战略地位不断下滑的颓势,重新确定了海军的战略地位。

美国海军积极寻求新的出路

朝鲜战争有力地证明了常规的战争战略、战术和技术仍然是美国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美国海军的作用地位重新得到了肯定。同时,朝鲜战争也表明,为了适应核战争和和平时期的需要,美国海军必须积极寻求新的出路。

1.使超级航母成为全面核战争中的核心力量

朝鲜战争期间海军航空力量所显示的成效,充分证明了是值得兴建新一代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利用战时重新树立的威信,妥善应付了国内的挑战,虽然建造超级航空母舰“美利坚合众国”号的计划被搁置了两年,但1951年8月,美国海军订购了1艘超级航空母舰“福雷斯特”号,并于1952年7月14日动工建造。国会还通过了立法,规定每年新建1艘航空母舰,一直持续到1958年。20世纪50、60年代,又相继建造了7艘。新型航空母舰的设计不仅要承担起攻击和支援的任务,同时还要增加一项新的任务——遏制对美国的核打击。这些航空母舰都设计了可供新式道格拉斯A3D“空中武士”式飞机起落的飞行甲板,这是一种真正的核轰炸机。1954年,海军部署的全部航空母舰都装备了核武器,以便打击苏联的港口和海军力量。如果苏联想对美国的机场和导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这些武器就能对苏联实施核反击。在1953年苏联拥有氢弹之后,对这种遏制手段的需求就更为迫切,到1957年这种需求就更加至关重要了,因为苏联已经拥有了洲际导弹,而美国暂时还没有。

配备了能够运载核武器的飞机的“福莱斯特”级航空母舰,成为海军反击力量的核心。到50年代末期,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核力量占到了三军核力量的25.7%。美国海军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了使航空母舰也能成为全面核战争中的主要突击力量的思想。美国海军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但有了新的含意和内容,即增加了核威慑的因素。

2.使海军能承担更多的和平使命

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处于和平时期,美国海军强调在困境中继续坚持和扩大海军的传统和平使命,将现役海军舰队的活动扩展到执行外交任务的传统角色。比如,从1947年开始,美国第6舰队一直在地中海连续执行任务,显示实力和帮助支持西方国家利益。这支舰队在和平时期充当一支外交力量,在战时充当一支反击力量,时刻保护着美国及盟国的安全和利益。

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十余年中,海军在地中海、加勒比海和中国海等海域继续实施美国和平时期的遏制和威慑政策。正如海军上将理查德·康诺里所指出的:“在危急时刻,如果你向该地区派遣海军,那就给人以战争临近的姿态;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有部队长驻在那些地区,届时不过起支援的作用,那么看起来就显得不那么严重了。”[11]

二、海上战略的出笼与海军角色的定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40年的探索,美国海军提出了全新概念的“海上战略”,这标志着,美国海军终于完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略选择,实现了美国海军角色的明确定位。

1.里根政府推行对苏强硬政策

里根政府上台后,大力改变长期以来的战略被动态势,推行对苏强硬政策,力争对苏斗争的主动权。里根政府推行“新灵活反应战略”,强力“重整美国军备”,采取全面对抗的政策。其核心是以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和机动灵活多样的手段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利用美国雄厚的经济、技术力量,力图到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期,重新取得对苏的军事优势,建成一支既有威慑作用、又有实战能力的武装力量,要求美军具有灵活反映、持久作战和同时在几条战线对抗苏军的能力。

在重整军备的过程中,里根政府的战略重点是恢复海军的优势。在其竞选总统期间,共和党纲领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支持政纲中有关国防建设的条文,其中,海军现代化已经成为政纲中的一个中心内容。施政纲领中的部分内容是,“在各军种中,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是卡特先生裁减军备的最大受害者……我们将把海军舰队恢复到600艘舰艇的规模…我们将要建造更多的航空母舰、潜艇和两栖舰船。”[15]

里根政府把加强海军建设作为重振美国全球霸业的一项重要措施。里根提出以保持对苏海军优势、控制制海权作为海上战略的基本目标。里根坦言:“要使海军力量超过苏联,需要加强到什么程度就加强到什么程度。”国防部长温伯格说:“美国的工商业有无保证,能否获得至关重要的资源,西方联盟的活力有无保证,都取决于我们有无控制海洋的能力。我们必须有能力打败任何威胁到上述利益的军事对手。在这方面,均势或力量对等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拥有海军优势。”[16]温伯格3月4日在国会中还说:“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岛国,我们必须拥有海军优势。控制海洋对我国的安全来说与苏联控制其陆地疆域是同样关系重大的。几乎任何危机或战争都需要我们向距离美国十分遥远的地方输送规模较大的部队。对于这个结论是不能敷衍了事或含糊其辞的。我们过去任凭海军能力下降,现在必须把它恢复起来。”[17]

里根政府加紧推行一项在任何危机中确保海军优势的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建造143艘新舰和1890架新飞机,以便到1989年建成一支拥有600艘军舰的海军,以15个航空母舰大队和4个战列舰水面战斗群为核心。这是由海军的使命、设想的威胁和自身的能力决定的。

2.莱曼决心重建海军战略

早在约翰·莱曼就任海军部长之前,他就认识到海军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没有战略思想、缺乏信心和士气。长期的资源匮乏,导致海军执行任务的能力受到极大影响。美国海军的舰艇数量与要求它覆盖的如此广阔的海区极不相称,这一切正在孕育着一股失败主义的潜流。莱曼坚决反对卡特时期制定的对苏政策,即把苏联遏制在格陵兰和冰岛的海军防线。莱曼认为要改变海军的颓势,必须从重建海军战略的切入点来实施,统一海军的战略思想,实现海军的复兴。

他竭力推动制定战争计划,计划派遣航空母舰编队前往攻击苏联基地。利用美国海军优势,实施海上进攻,在确保制海权的同时,主动进攻苏滨海地区的重要军事目标,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

莱曼坚信里根的海军力量蓝图“是海军战略的一个重大改变”, 里根政府提出,美国海军的常规作战任务包括:控制海洋、向海外投送均势力量和海上运输,强调美国海军不仅要在未来海上战斗中迅速围歼苏联舰队,而且应密切配合陆上战斗,“运用海上力量影响地面战斗的结局”。美国海军将被用来保卫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美国舰队将“进入对我们切身利益威胁最大的地区以挫败苏联海军的威胁”。莱曼说,美国就必须有能力把苏联人阻挡在挪威以北,并有能力袭击苏联北方舰队主要基地摩尔曼斯克所在的科拉半岛。[18]

由于海军部长约翰·莱曼竭力鼓吹马汉的理论,政府也以传统的海军力量将有助于多种战略目标之实现的设想为根据推动着海军的发展,其中多数目标都关系到遏制苏联势力向欧亚大陆以外地区的扩张。同时,它也暗示,海军仍然是处理遇到麻烦的同盟者以及稀有原料和石油等外来补给品问题时的最好工具。美国海军实施“全洋战略”,把和平时期的两洋海军扩大为三洋海军,即除太平洋舰队和大西洋舰队以外,在印度洋长期保持两个航母编队。

针对长期以来海军漠视了自己所熟悉的那些正确指导原则,莱曼建立了海军政策委员会这样一个决策中心,议论的首要问题就是战略的建构。在海军部长莱曼和海军作战部长沃特金斯上将的领导下,组建了“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和“战略研究小组”等组织领导机构,从上而下地推动战略建构工作;同时发动海军高级军官和海军战争学院的学员们,对海军的战略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研究,对上层的战略构思进行查缺补漏,尽量保证战略决策的科学性。

通过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在总结冷战以来美国海军战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美国海军新时期的海上战略文本,并于1986年公开发布。海上战略既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发展成果的全面总结,同时也将控制海洋思想与力量投送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突破。

1.海上战略概念的定位

海上战略明确规定:“海上战略是美国军事战略的海上部分。” [19]这种战略被称为“海上”而不是“海军”战略,因为它是针对海上战区的诸军种联合作战的战略。“海上战略牢固地建立在国家战略基础之上,强调联合作战和盟国的重要作用,要求同兄弟军种协同行动。”[20]可见,海上战略属于比海军战略概念的范畴更大、层次更高的国家军事战略范畴。当然,美国海上战略是以美国海军为主制定的,也是以美国海军力量为主来执行的,它实质上就是美国海军的战略,只不过针对变化的战略环境,相应地提出了比较有策略的战略思想,既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军种之间的矛盾,又将美国海军的战略问题上升到了美国军事战略的高度。

2.威胁判断及海军担负的任务

威胁判断是制定海上战略的依据和出发点,“海上战略服务于今天的部队,反映了现有作战能力,目的是对付当今的威胁。”[21]海上战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段时期是“一个带有暴力色彩的和平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世界各地不断出现局部性冲突和危机。虽然其中大多数发生在第三世界,但却往往具有全球性影响;同时出现了一种“新的扰乱人心的”国家恐怖主义现象,“恐怖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发起国家采用胁迫手段使我们放弃前沿部署态势,”[22]从而破坏我海军的信用和可靠性;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威胁是苏联,因为苏联正在发动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力图改写世界战略格局,强大的苏联远洋海军力量也已经威胁到西方海上航线和海上交通枢纽。并且,美苏一旦爆发海上冲突,就不可能是局部的、有限的海上冲突,而是全球性海军对峙和冲突。[23]

为应对上述威胁,国家赋予海军的主要任务有:“海军负责控制各种国际危机;海军在威慑战中的任务是时刻准备应付连续的整体威慑,从低级的到高级的战略核武器战争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任何一级暴力行动;如果威慑失败,则要阻止敌人利用海洋来攻击我们;保证美国及其盟国畅通无阻地利用海洋,战时要努力控制16个世界航道咽喉点;确保利用海洋支援陆上作战;确保利用海洋把战场推向敌人一方,并在对我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24]

3.海上战略的三大支柱

里根政府推行以对苏强硬政策为核心的“新灵活反应战略”,这一军事战略拥有三大支柱:威慑、前沿防御和盟国团结。作为军事战略组成部分的海上战略也必然遵循这三大战略支柱。

威慑贯穿于海上战略的全过程,和平时期强调以威慑来制止战争,战争时期强调以威慑来控制战争升级和尽早结束战争,战争全过程都强调以威慑来制止核战争的爆发。前沿防御是指,只有到前沿去主动进攻,才能直接威胁配置于苏联沿海的战略兵力——弹道导弹核潜艇,迫使苏联海军主力保护自己的核心部队和沿海的安全,而放弃进攻脆弱的西方海上航线;只有到前沿去主动进攻,才能有效地发挥美国海军远洋进攻能力强的优势,更有效地保护盟国;只有到前沿去主动进攻,才能更直接、更有力地支援陆上作战。盟国团结是海上战略的基本策略思想,决定了美国海上战略的重点是协同作战而避免单打独斗,这能更有效地发挥“海上联盟”的集体优势,也便利于美国海军获取前进基地和控制战略要地。

为完成国家赋予海军的使命任务,并结合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全球部署状况,美国海军认为,即便在平时,部队也必须尽可能地按照战时的作战要求去进行部署。无论平时与战时,都必须确保美国的海上优势。至于建设一支结构如何、规模多大的海军力量,是由海上战略及不同地理战区的各自需求所决定的。

根据海上战略规定和各战区的需求,美国海军需要部署一支600艘舰艇的海军。在平时,美国海军就把兵力部署在战时必须控制的那些地区,但其作战使用强度仅为战时的三分之一。美国海军既要能满足平时部署的需要,也要能打一场全球战争。为此,美国海军所需要的兵力应有:15个航空母舰战斗群,4个战列舰战斗群,100艘攻击型潜艇,拥有运送一个陆战队两栖部队和一个两栖陆战旅的突击梯队的能力,以及适当数量的弹道导弹潜艇。包括护航舰艇、水雷战舰艇、辅助船只和补给船只在内,总共需要约600艘舰艇。这样一种规模经过了慎重考虑,反映了地理现实环境,同时,也基于对盟国所承担的义务和依赖关系,以及面临苏联海军威胁的这个客观现实。除非国会减小美国海军的任务或苏联减弱它的威胁,否则就不能缩小美国海军的规模。[25]

美国海军的“600艘舰艇计划”,是在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等人主持下研究拟制的。这一研究从海军平时和战时的使命与任务出发,对未来海军战役、战斗的景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制定了全球作战想定和各种模型,并在高级将领和海战专家的参加下进行了图上推演,最后形成了综合分析报告。

海上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向指挥官提供一个全球性的看法,同时也为向国家最高指挥当局提供建议奠定思想、理论依据。“它有助于我们在和平时期——世界大战——战争结束的全过程中,对海军力量的全球性使用进行科学的思考和规划。”[26]“海上战略适用于冲突的各个方面:从和平时期的各种日常活动,到训练一支用于制止核大战的、生存力最强的部队,海上战略为全面使用海上力量规定了一个范围。”[27]

海上战略规定平时的战略目标,是维持对美国有利的力量平衡和国际稳定局势,制止对美国不利的危机、冲突和战争的发生。并认为,海上战略能够为国家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在平时和危机时期为制止战争而奋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海上战略必须把坚持前沿部署和注重危机处理,作为两项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加以实施。

海上战略规定战时的主要任务,是以战略导弹潜艇遂行战略突袭任务;实施海战;控制海洋;进行两栖登陆作战。从美国海军战时的主要任务可以看出,美国海军的作战使用有两个方面:一是海军对海军的作战,如在海上和基地内歼灭敌舰艇或在海洋交通线上作战。二是海军对陆作战,如输送各种规模的登陆部队,对岸上目标实施打击,或以潜艇核导弹突击对方战略纵深的陆地目标。

海上战略设想,未来的战时战略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施危机时期慑止战争并直接准备战争的措施;第二阶段是夺取所有重要海上方向的主动权,到前沿高威胁区消灭或牵制苏联海军,以确保海上运输线和稳定陆上局势,从而为在有利于美国的情况下结束战争创造条件;第三阶段将进一步扩大向苏联及其盟国领土实施纵深打击行动的规模,消灭包括弹道导弹潜艇在内的苏联海军兵力,在陆战区濒海方向实施登陆作战,最终迫使苏联结束战争。

海上战略又称前沿进攻战略或前沿战略。其核心主张是美国海军在对苏联作战中,一定要主动到苏联沿海的高威胁区去消灭苏联海军,打击苏联的腹地,开辟多条战线,发挥主角作用。要用前沿进攻方式积极地保护全球海上交通线。不但要积极地支援陆上作战,更要直接参与陆上作战。

海上战略的制定,是为了适应美国全球范围内新的现实需要,也紧密地把海军现有的手段和资源与国家的目标结合起来,成为美国海军的指导思想以及制定规划、分配资源和实施作战的基本依据,对美国海军产生了重大的战略意义。

1.海军最终完成了冷战时期的战略选择

1986年海上战略的出台,标志着美国海军第三次战略选择的完成。之前,美国海军首先进行了生死的抗争,极力遏制海军地位不断下滑的战略趋势,以维护海军独立的战略地位。之后,美国海军掀起了大幅度的“核革命”,探索出核时代下海军新的出路,稳定和提升了海军的战略地位。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海军又面临着“主角”与“配角”之争。美国海军在这些曲折的进程中,不得不对海军进行大幅度地调整,以应对各种挑战和危机。经过上述多次的阶段性与局部性的抗争、调整与努力,直到1986年海上战略的出台,才最终完成了海军整体性与全局性的战略选择,确定了冷战时期美国海军应充当“主角”的最终战略定位。

2.海上战略为海军的大发展提供了战略依据

海上战略综合了各方面人士的观点,其中包括联合司令部和舰队司令官、华盛顿的军事专家和文职专家,以及海军战争学院思想家的观点。这样的制定过程,使海上战略在海军内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认同。明确的海上战略,使海军自己的行动和思想更为一致,为整个海军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助于打破不同军种部队之间的对立局面,这样就可以极大地提高整个海军的战斗力。

海上战略促进了海军内部的整体认同,推动了海军进行有力的改革。这些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海军规划方面,海上战略贯穿于海军发展规划的全过程,指导着美国海军规划、预算制定和采购、研究、发展方面的决策工作;在战略战术实现方面,海上战略对海军领导的战略战术思想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在实战方面,海上战略为制定一个切合实际、有针对性的演习打下了基础,并为落实威慑宗旨、为舰队日常活动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

海上战略的制定,使海军对外统一了口径。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盟国面前,海军部和舰队都能够用一致的口径去处理各种问题。国防部凌驾于海军之上,对海军的发展规划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海上战略的制定使国防部的干涉不大可能再产生重大作用。这一明确的战略,也成为莱曼部长向国会报告的重要内容和基本依据,使海军在一年一度的美国军事政策辩论中有了一个明确的立场。

3.海上战略从根本上提高了海军的战略地位

海军没有建议把海上战略视为国家战略的主体,只是把海上战略作为国家军事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回避了“海军战略”的提法,既消弭了一些矛盾,又适应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大大提高了海军的战略地位。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海上战略不同于海军战略,它比海军战略层次更高,属于国家军事战略的范畴,这样就把海军战略提高到了军事战略的高度。另一方面,海上战略是以海军为主制定的,它的执行也主要以海军力量为主,因此它也就是美国的海军战略。

4.海上战略为结束冷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某种程度上,海上战略是美苏军备竞赛的产物,而海上战略的提出,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美苏的军备竞赛。海上战略以复兴海军优势和前沿进攻为核心,对苏联海军力量形成了强硬的压力和挑战。苏联不得不大力推进海军军备建设,以应对美国海军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从而进一步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可以说,海上战略的提出,本身就对苏联形成了强大的威慑效应,使美国牢牢地掌握了海军军备竞赛的主动权,通过军备竞赛进一步拖垮了苏联的经济和国力,为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早日结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5.海上战略在海军战略理论发展方面有重大创新

从独立战争到19世纪末期,美国海军并没有公认的、系统的海军战略理论,直到马汉系列着作发表以后,才为美国海军战略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自马汉以后,美国海军曾制定和执行过许多不同内容的海军战略,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公布较为系统的战略。所以,海上战略的出台开创了官方海军战略文本的先河,在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首创了成立专门研究队伍与广泛发动一线军官参与相结合的理论研究方法,一直延续至今。第二,在战略概念方面,首次明确提出“海上战略是国家军事战略的海上部分”的论点,将海军战略提升到军事战略的高度。第三,在战略思想方面,强调了将“威慑”作为战略的首要支柱,力争取得不战而胜的最佳战略效果。第四,在战略内涵方面,既突出了以应付大战为主,又兼顾了对付小规模战争和冲突的重要性;既注重了战略在战时打赢战争的作用,又强调了战略在平时制止战争的作用。可以说,海上战略在美国海军战略发展史上具有仅次于马汉海军战略的重要地位,也对世界海军战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汉的海军战略推动了美国海军发展的第一次高峰,海上战略同样带来了美国海军的又一次发展的高峰,为美国海军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争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海上战略大大促进了美国海军的建设,增强了美国海军力量,不仅为美国赢得冷战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冷战后美国海军力量的称霸奠定了基础,美国海上战略从而赢得了“美国海军复兴纲领”的美誉。


[1] 詹姆斯·霍洛韦海军上将:《美国海军:二百年的评论》,《美国海军学会会报》,第102卷,第21页。

[2] [美]詹姆斯·内森 詹姆斯·奥利弗着:《当代美国海军力量》,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第53-54页。

[3] [美]詹姆斯·内森 詹姆斯·奥利弗着:《当代美国海军力量》,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4] [美]詹姆斯·内森 詹姆斯·奥利弗着:《当代美国海军力量》,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5]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美国关于海军任务和建设问题的争论”,《外国军事学术》第60期,第6页。

[6] [美]约翰·莱曼,海军军事学术所 译:《制海权——建设600艘舰艇的海军》,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80年1月,第148页。

[7]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美国关于海军任务和建设问题的争论”,《外国军事学术》第60期,第6-7页。

[8]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外国军事学术》第60期,第6页。

[9]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外国军事学术》第60期,第6页。

[10] 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部1978财政年度拨款》,第4部分,第722.733.748页。

[11]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外国军事学术》第60期,第6页。

[12] 卢东阁:《读马汉札记》,海军学院,1984年,第33-34页。

[13] [美]詹姆斯·内森 詹姆斯·奥利弗着:《当代美国海军力量》,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14]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美国关于海军任务和建设问题的争论”,《外国军事学术》第60期,第7页。

[15] [美]约翰·莱曼:《制海权——建设600艘舰艇的海军》,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80年1月,第129页。

[16]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美国军事战略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17]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美报刊评里根政府的军事政策”,《外国军事学术》第99期,第18页。

[18]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美报刊评里根政府的军事政策”,《外国军事学术》第99期,第18页。

[19] 《美国海上战略》,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科技部,1986年版,第1页。

[20] 《美国海上战略》,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科技部,1986年版,第1-2页。

[21] 《美国海上战略》,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科技部,1986年版,第1页。

[22] 《美国海上战略》,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科技部,1986年版,第5页。

[23] [美]约翰·莱曼:《制海权——建设600艘舰艇的海军》,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80年1月,第164-170页。

[24] [美]约翰·莱曼:《制海权——建设600艘舰艇的海军》,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80年1月,第154-158页。

[25] [美]约翰·莱曼:《制海权——建设600艘舰艇的海军》,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80年1月,第177页。

[26] 《美国海上战略》,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科技部,1986年版,第1页。

[27] 《美国海上战略》,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科技部,1986年版,第10页。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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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选择的性质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和滞后性

正因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海军缺少适应新环境的战略理论,导致海军战略选择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只能被动地推进新的战略选择进程。

战后初期,美国海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变。残酷的战争年代已经过渡到长久对峙的和平时期,同时核技术催生了核时代的到来,这些因素都迫切要求海军进行战略理论的变革与创新,迫切要求海军重新审视新形势下马汉理论的变与不变,迫切要求海军出台新的战略理论体系以应对变化的战略格局。

然而,美国海军并没有及时更新自己的战略理论,而是继续沿用马汉的战略理论来应对变化的国际国内战略环境,这就造成了思想准备严重不足的困境。在美国陆、空军,特别是在空军以及反海军势力拼命打压下,甚至要肢解海军的严峻形势下,美国海军才为了自己的地位和生存,进行殊死的抗争,乃至掀起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但海军衰退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只是尽力维护了海军的存在和弱化的状况。20世纪7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国内对海军的作用地位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论,这些新的国际国内战略环境促使美国海军进行斗争和变革。一直到里根上台后,海上战略的主动建构才最终结束了长期以来被动滞后的严重局面。

三、美国海军的“核革命”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核武器理论开始升级,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再一次失宠。美国海军深刻地认识到:除加紧发展以航空母舰为主的核力量以外,还应加紧寻找更新的核手段,努力将核技术运用于海军建设的其他方面,必须使海军建设适应于新式武器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此美国海军开展了一场深入的“核革命”。在以核威慑为重点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国海军加紧了对核动力潜艇、核动力水面舰艇、核动力航空母舰和水下发射的核武器等一系列核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一场深入的核革命在海军中迅速展开。

适应新时代创建“核海军”

针对如何适应核技术的发展,建设新型海军力量,海军内部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和争论。海军的高级官员都在为面临原子时代的挑战的海军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尼米兹的助手——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福雷斯特·P·谢尔曼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未来的战舰应是“能发射带有核弹头的导弹的大型装甲舰”。[韦德19461188,12]

关于舰艇核动力问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海军研究室就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战后,美国海军立即开始了生产核动力潜艇的可能性的论证,尽管这一计划还面临着不少重大的技术难题。1946年春,海军的上层人物已经开始更认真地考虑核动力,海军总委员会向福雷斯特海军部长建议:“应立即开始积极和广泛地研究和发展用于海军舰艇推进装置的原子动力。”[13]提出了建设由核动力舰艇组成的舰队的梦想。

为了掌握核动力问题,海军指派了一个海军军官小组去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核研究室学习,其中最有名的是海曼·G·里科弗。到橡树岭半年后,海军小组对核动力应用于海军推进装置,有了真正的广泛了解。从1946年9月起的一系列会议上,潜艇军官一直在讨论反潜技术和新潜艇的设计,潜艇军官建议优先设计和发展“核动力装置,以便最后装备潜艇,使它在水下高速航行时具有无限的续航力。”1947年的1月10日,尼米兹将军批准了这一建议。

到1950年,美国海军最终选取了核动力潜艇作为核动力战略工程的突破口。,美国海军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试航成功。之后,艇长威尔金森在送交海军的报告中写道:“迄今为止的试验结果无可争辩地表明,需要对潜艇和反潜艇战略作一次完全的重新估价。它对海军战争的最后影响不能低估。”[14]海军部长查尔斯·托马斯发来嘉奖令,授予“杰出的成就”之称。作战部长卡尼告诉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开头的试验结果比他设想的要好。在1956年的造舰计划中,卡尼申请建造3艘核动力潜艇,他认为这是一种谨慎而又井然的向核动力过渡的方案。

1955年8月阿里·伯克就任海军作战部长,他认识到导弹和核动力的潜力,决心使海军朝着它所需要的现代化军舰和武器前进。伯克宣称,所有未来的潜艇都将使用核动力。自1957年之后,美国海军便不再建造常规动力潜艇。从60年代起,美国的核动力舰艇,尤其是核潜艇进入了大批量生产时期。

2.核动力水面舰艇的研制

1950年6月,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要求舰船局“探讨建造一艘具有原子动力装置的大型航空母舰的可能性,并确定其建造的时间、经费和性能”。[15]里科弗迅速答应了谢尔曼的要求,在他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努力下,促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51年11月正式提出航空母舰反应堆的要求。1955年8月就任海军作战部长的阿利·伯克明确要求:无论潜艇还是水面舰艇都“不仅要保证而且应当强令”其使用核推进。阿利·伯克在请求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批准建造6艘核动力潜艇的同时,也要求建造1艘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并且进行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初步设计和提前订货。

,美国政府决定建造“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到1957年12月为止,核动力水面舰艇只批准了2艘,即核动力导弹巡洋舰“长滩”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

这时,许多富有经验的海军军官和军事机关里的官员也都反对大规模建造水面核舰艇。问题并不在于核舰艇的战斗力是否更强,而是在于花在建造和训练人员上的高昂代价是否与军事上的获益相称。一直到1968年,也就是“企业”号服役6年以后,海军才铺设第二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号的龙骨。在这10年期间,核动力水面舰艇一艘也没有建造。但是核动力对舰队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核动力已经使潜艇发生革命,也对水面舰艇起了决定性作用。1964年以后,美国海军再也没有建造过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3.海军舰艇武备的导弹化

鉴于苏联在导弹武器方面的长足发展,1955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导弹研制置于整个军事研究与发展中的最优先地位,将本来打算建造攻击型航空母舰的费用也转用于这方面。在1955年优先发展导弹的决定中,海军也获准重点研制自己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从而加快了实施核威慑的步伐。

1955年阿利·伯克将军出任海军作战部长后,摆脱了里科弗视核潜艇为攻击舰艇利器的固执看法,认为核潜艇是能装备从水下打击地面目标的导弹的运载平台。把生产能在水下发射的弹道导弹置于最优先地位。1956年底,海军开始发展用固体燃料的“北极星”导弹。

1960年7月,“乔治·华盛顿”号潜艇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北极星”导弹,揭开了战争新时代的序幕,这是美国未来年代里可靠的、常备不懈的核威慑力量。在以后的数年中,先后服役的“北极星”潜艇达41艘,各携带16枚核导弹,均具备可击中苏联各个目标的能力。

由于潜艇能从水下发射战略核武器,海洋的作用便超出了马汉的认识范围。海洋不仅仅是可提供交通的公共大道了,而且成了重要战略武器的基地。这个基地具有陆上基地无法比拟的优点。它既是可以移动的,又是非常隐蔽的。因此,控制海洋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控制海洋本身。一方面,控制了海洋便可把海洋作为武器系统的基地,随时可置敌于死地,即控制了海洋便能以海制陆,从而决定陆上的命运;另一方面,控制了海洋,就可把易受敌攻击的核武器系统转入海洋,从而减少本土受攻击的危险。

潜艇发射弹道导弹比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隐蔽、安全得多,这就为后来调整航空母舰与潜艇的作用打下了基础。美国海军使用航空母舰担负全面核战争中主要突击力量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战略导弹核潜艇在核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导弹潜艇和攻击航空母舰搭载的核力量,占到了全军的49.9%,拥有了几乎半数的远程核武器。

从美国逐步发展起来的空基、陆基和海基三种战略核武器系统来看,海基核力量比另两种手段具备隐蔽性好、机动性强、生存率高等特点和优点。所以,海军的作用地位,也因海基核力量的发展而得到了显着的提高,海军在国家防务中的任务极大地扩大了。

在美国海军深入进行核革命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常规导弹武器的研究、开发和利用。1953年第一套“小猎犬—Ⅰ”式对空导弹开始装备舰艇。“长滩”号巡洋舰上用导弹武器取代了主炮。带火箭加速器的“阿斯洛克”反潜鱼雷也试验成功。这一切与核技术在海军的推广和使用紧密结合,大大促进了美国海军装备的革新。美国海军将导弹、火箭放在为航空母舰提供安全保护的防御地位,进一步加强了航空母舰的地位。

可以说,美国海军的“核革命”,事实上导致了具有水上、水下两种进攻能力的远洋舰队的诞生,并逐步形成了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水上舰队和以攻击潜艇为主体的水下舰队紧密配合,实施立体的海上进攻作战的思想。

探索新模式平衡核常关系

1961年上台执政的肯尼迪政府逐步推行“灵活反应”的军事战略,由过去强调以核威慑为主,逐渐转变到核威慑和常规威慑并重的指导思想。“灵活反应战略”认为,美苏之间可能首先爆发常规战争,单纯依靠核武器不能对付常规战争,不能“消除局部地区的动乱”,于是提出准备打全面核战争、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等多种类型的战争。“灵活反应战略”提出了“两个半战争”的力量建设指标,要求美军继续保持核威慑力量的同时,还要保持常规力量,以便对付在欧洲、亚洲的大型战争,以及其他地区的小型战争。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大力加强军队在不使用核武器情况下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建设,反映了“灵活反应”战略的实质。针对新战略指导下的海军建设发展问题,麦克纳马拉反对迅速发展核动力推进的舰艇,但核潜艇除外。麦克纳马拉虽然怀疑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是否明智,但他允许海军航空兵实现现代化,并允许海军保持24艘航空母舰。麦克纳马拉还批准了一项两栖部队的建设计划,建造机动登陆舰艇,允许海军陆战队保留2个师或飞机联队的力量。到1960年,美国政府将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转入常备作战特混舰队编制。

美国海军按照“灵活反应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将海军承担的使命任务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应对核战争或全面战争的战略任务;另一部分是应对常规战争或局部战争的一般任务。海军的兵力结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一部分是以战略导弹核潜艇为主体的战略任务部队;另一部分是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一般任务部队。

在美苏核威慑时代,美国需要一种所谓“反击力量”,即一种能经受住苏联的第一次核打击而又保持摧毁苏联核力量的那种反击能力。美国海军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就是这种最理想的“第二次打击”的威慑力量。战略导弹核潜艇不仅成为美国海军的后盾,也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其战略地位之高,已是空军无法诋毁、无法取代的了。美国在制定20世纪60年代战略进攻力量建设计划时,放弃了优先发展战略空军的原则,把战略导弹核潜艇作为“唯一实际上攻不破的武器系统”加以重点发展。战略导弹潜艇的出现,使海上武器摧毁大后方的目标成为可能,大大改变了海军承担任务的范围和性质,“海军之手”已经能伸入大陆纵深几千公里,而且也改变了使用海军的方法。美国导弹潜艇在和平时期就分布在各个预定的大洋水域内执行战斗巡逻,并做好战争一旦开始立即发射导弹核攻击的准备。

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一般任务部队,主要承担威慑、制止和应对常规战争或局部战争的使命。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舰艇编队具有对空、对海、反潜和对岸的进攻作战能力,在航母编队支持下的陆战队部队,具有遂行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的能力。所以,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一般任务部队,便成为美国海军的“能攻能守、左挡右刺、灵活机动的利剑。”[1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海军在生存危机面前,不但没有气馁,而且及时适应了核时代的变化和要求,通过生存抗争,特别是核革命,使美国海军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稳定和提升了美国海军的战略地位。


[1] George W. Baer, One Hundred Years of Sea Pow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4.

[2]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页。

[3]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4] [美]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49页。

[5] [美]E·B·波特 主编:《世界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91页。

[6]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页。

[7] [美]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52页。

[8]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

[9]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302页。

[10] [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3页。

[11]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页。

[12]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 1985年版,第293页。

[13] [美]理查德·休利特等着:《核海军1946-1962》,国防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14] [美]理查德·休利特等着:《核海军1946-1962》,国防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15] [美]理查德·休利特等着:《核海军1946-1962》,国防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

[16] [美]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02页.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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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略选择的主体呈现出海军常被边缘化的倾向

在第一次战略选择进程中,美国海军被排除在战略选择的主体之外,无法左右海军的大政方针,成为政治家和政党政治的副产品。第二次战略选择进程中,美国海军成为战略选择的主体成员之一,并发挥了核心作用,引导了政府和国会的决策。第三次战略选择进程中,美国海军的主体地位被边缘化,难以发挥核心作用。在第三次战略选择中,战略选择主体除了传统的总统、国会和政府外,日渐发展起来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成为冲击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主体地位的新因素。

战后,美国发展起来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主要包括两大新要素,一是国家安全的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二是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日渐发展与完善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扩大了海军战略选择机制的组成范围。同时,战略选择机制的纵深进一步拉大,海军处于选择机制的末端,受制约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四、战略选择的动力主要来自对国家及海军命运的关心和重视

冷战期间,国家战略需求的变化与调整,以及海军自身的努力是推动海军战略选择的重要动力。

国家战略既是海军进行战略选择的根本依据,同时也为海军进行战略选择提供了现实需求和牵引力。可以说,国家战略的每次调整与变革,都促动海军进行战略性的调整与变革。

比如,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推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要求海军必须具备核能力,否则就会遭致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在这一战略的牵引下,美国海军推进了海军的“核革命”,实现了主战舰艇的核动力化和核武备化。再如,里根上台后,推行“新灵活反应战略”,重整军备,对苏采取强硬政策,极力恢复海军的优势地位。在这一战略的激励和鼓动下,海军提出和实践“600艘舰艇计划”,提出了海军赖以立身和发展的海上战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战略的需求是推动海军进行战略选择的主要动力。

在国家战略的牵引促动下,海军积极地致力于推动自身的变革,成为海军战略选择的推动力。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海军积极实施登陆作战、对陆打击和海上封锁作战等,以出色的表现和战绩回击了盛极一时的“海军无用论”,暂时扭转了海军的颓势,稳定了海军的战略地位。

战后初期,在国家决策层迷信核威力、信奉“核武器至上”的压力下,美国海军上层积极寻求应对和变革。尼米兹出任海军作战部长时,一方面指出核武器的不足之处,极力维护海军的作用地位;另一方面掀开了海军核动力化和核武备化的序幕。在海军核动力化的进程中,里科弗在组织和实施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阿利·伯克出任海军作战部长后,大力推进海军的“核革命”进程,完成了海军适应核时代的战略转变,稳定和提高了新战略环境下海军的地位作用。

在20世纪70年代海军日趋衰微的趋势下,海军积极投身于海军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地位的大辩论,顶住了建造小型航空母舰的压力,极力推动海军的复兴。在里根重整军备中,美国海军在莱曼海军部长和沃特金斯作战部长的领导下,从全局的战略构建入手,大力推动海上优势力量建设和海上战略的制定,扭转了海军发展的颓势,完成了海军的战略选择,提高了海军的作用地位。

五、战略选择的制约因素主要是不同观念分歧与军种之争

冷战期间,制约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严重制约着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进程。

战后,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欧洲大陆,稳定欧洲,抗衡苏联逐渐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遏制战略在杜鲁门执政时期逐渐浮出水面,并成为冷战其间美国历届政府遵循的基本战略。

遏制战略以欧洲大陆为主要战场,以抗衡苏联为目标,以遏制为主要手段。遏制战略的推行,实质上否定了马汉以来美国政府长期所推行的海洋战略,把在欧洲大陆遏制和挫败苏联的进攻作为美国最迫切的战略需求,而控制海洋则成了次要的需求。这种战略的大陆性必然对海军的战略选择形成持久的阻力和压力。

“核武器至上论”与“海军无用论”的长期垄断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原子弹的出现和使用,标志着军事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战后,美国在战略需求这个问题上日益出现一种新的迥然不同的倾向性。一时之间,“核武器至上论” 与“海军无用论”迅速蔓延开来,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更是这一思潮和势力的集中反映,核武器至上论者认为海军在未来的核战争中没有用武之地,海军舰艇在核武器的打击之下,必将遭受覆灭性的摧毁。这种思潮和势力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海军的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严重制约着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进程。

战后,国际国内战略环境的剧变,激发了陆海空三军之间激烈的地位竞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陆性,客观上将陆军和空军置于防御的前沿,海军退居二线。美国海军在海洋上没有直接的敌人和美国的核垄断,成为陆空军反对继续保持舰队的理由。国家武装部队体制的改组进一步威胁到美国海军的生存,因为陆军和空军联起手来要肢解海军,将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分别并入陆军与空军的行列,彻底将海军变成一支承担保交护航的附属兵力。

在军种地位的激烈竞争中,空军与海军的斗争尤甚。空军认为,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战略性空军已经“完全”取代了充当国家第一道防线的海军,空军大肆鼓吹“海军无用论”,极力维护自己的核垄断地位,压制海军发展核能力。海军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进行了艰苦的抗争,甚至一度掀起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来抗议和抵制空军的压制。

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海军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地位,新一轮的军种竞争高潮再次掀起。海军面临的问题在于,美国防务预算总的来说是针对苏联在欧洲发动战争这一设想的。在空军和陆军看来,其他战场都是次要的,因为足够对付苏联的部队当然也足够应付其他情况,而在对苏战争中,空军和陆军是主角。他们极力贬低舰载航空兵的作用,也非常忽视海军可能对陆上战斗作出直接贡献,认为远不如欧洲战场上的陆基空军更有威力。

可以看出,战后军种之间地位的竞争严重威胁到海军的战略地位,严重干扰和制约了海军的战略选择。

六、战略选择的进程漫长曲折而又抗争激烈

在美国海军第三次战略的进程中,充满着曲折和斗争,其中国家战略的曲折反复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中,由于动力因素和制约因素的相互作用,加上美国海军自身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导致战后美国海军在新的战略选择中,进程漫长,充满着曲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延续了40多年。海军在漫长的进程中,不断同各种反海军势力进行艰苦的斗争,探索和确定美国海军应有的地位作用。

七、战略选择的结果效益巨大且影响深远

战略是使手段与目的相结合的一种谋略,清醒地认识和确定海军战略,对于海军的发展至关重要。长期以来,美国海军难以确定冷战环境下的战略,这是导致冷战前期海军发展步步受阻的一个重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中期海上战略的出笼,结束了这一局面。海上战略确定的目的是清楚的:威慑——或威慑失败——使战争在有利于美国和它的盟国的条件下结束。手段也是清楚的:建立一支600艘舰艇的海军。[2]这一战略统一了海军的思想,有力地捍卫和提高了海军的地位作用,大力推进了海军的变革与复兴。海上战略的提出,完成了美国海军冷战时期的战略选择,对苏联海军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和高压,逼迫苏联进行海军军备竞赛,以拖垮苏联,为冷战的尽早结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直至今天,海上战略对美国海军遂行新的战略选择都有极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2007年美国新海上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就吸取了海上战略许多成功的经验,它为新海上战略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战略支撑。


[1] Samuel P. Huntington,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Transoceanic Navy”, U.S. Institute Proceedings , pp483-93.

[2] 《美国海上战略》,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科技部,1986年版,第26-27页。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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